往事发表时间:2017-06-16 浏览:次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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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记王维松教授夫妇

1902年的初秋,我父亲出生于山东省福山县王家村。

他自幼好学。成年后,我爷爷要求他经商,但父亲选择了教师工作。1918年至1928年在家乡任中小学教师。为了进步求学,独自一人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入同济医专,在经济上极为清贫,有的时候竟然身无分文。在每天只能吃一餐的情况下刻苦学习,努力掌握了英、日、德、法等四种语言文字,成为当时学校的学习尖子。后来因为经济上的拮据差一点辍学,父亲的老同学于寿民伯伯得知情况后给予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用,父亲才得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医科学业。 1937年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学校老师的推荐下,在杭州铁路医院任医师,1938年任山东医专教授。

1937年由于日军的侵略、山东医专被迫举校流亡到贵州,后来迁校于四川万县。在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回到山东医专任教解剖学。当时教学条件很差,但他对学生很认真,编写教材,在没有解剖标本的条件下就用狗为标本,使学生掌握解剖学的知识。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领全家回到杭州,进入浙江医学院继续任教解剖学。由于国民党的腐朽使他对当时的反动政府极为不满,1948年,国民党迫害进步学生(浙江大学于之三)。为营救于之三,他和其他师生一起参加罢教罢课等抗议行动。

我的母亲张霄鹏,14岁就冲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枷锁,离家求学。在每月仅有几个铜板的困境中,吃咸菜,啃玉米饼子,可学习成绩年年都是优等。母亲酷爱音乐和艺术,考入美院跟随国画大师潘天寿学绘画。

1958年,我的父亲率领浙江医学院部分老师母亲随行来到温州,创建温州医学院。父亲是当时调往温州的教学人员中唯一的一名教授,原任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浙江医科大学)教务长、解剖学教授。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呕心沥血地倾注了全部精力,为温州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培养医学人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父亲是个极其认真负责的人,每次有尸体运来,都要亲力亲为地处理,怎么保存,怎么制作标本,一丝马虎都没有。他上解剖课都不用挂图、自已在黑板上双手一画就成。对人很诚,做事负责,学生们都很喜欢他。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人体肌肉、血管、神经的结构,下课后就在家中编写《人体解剖学图谱》。父亲先打好草稿、编辑好文字,再由母亲一幅幅地绘制。父亲母亲在当时家境还相当困难,母亲摆小摊弥补家用的现状下,自筹资金出版了《人体解剖学图谱》一书(上、中、下)三集,填补了我国人体解剖彩色图谱之空白,至今依然有相当的教学和科研价值,为我国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父亲同母亲一起,亲手为温医绘制了几千幅教学挂图。画图时,我母亲近视的双眼几乎贴到图纸上,后来眼睛累坏了,视网膜病变······母亲几乎是把她的所有都献给了我父亲,献给了温医。父亲精通英、德、日、法等四国文字,这对他的教学和科研起到很大的作用。凡听过他讲授课的学生至今不忘其教学风采。他深入浅出,趣味横生,重点突出,他反对教学的“填鸭式”,主张并力行“诱发式”让同学们当场接受,当场消化,当场吸收。为发展解剖学,他带领解剖教研室的老师自己动手,剖制了大量的标本、建立了解剖标本教学室。

父亲在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起到了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教职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589月任温州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他曾先后被评为杭州市、温州市、浙江省的先进教育工作者,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并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父亲和一起来温州创建温州医学院的同事们,明知创业难,但是,为了温州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同心协力,在很短的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一个崭新的温州医学院在浙南大地上便初具规模。59年秋父亲便叫母亲带着当时11岁的我来到温州。只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谁知到温州的路也是这样的难行和漫长,我和母亲坐火车到金华,第二天整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木炭车(那时候长途车还是烧木炭作动力的)道路相当差,颠簸得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了,满身的尘土,一车人都像一只只小灰兔。

晚上9时多才到家,当时住在谢池巷居士林的二楼,当晚父母领我们到公园路口天津馆吃了一顿饺子,记得当时父亲很高兴,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关于温州的趣事,说温州话"碗”与"元”不分。这是我踏上温州这块土地最初最美好的印象。

父母的一生中有八个"没有”:一辈子没有穿过皮鞋;一辈子没有带过手表;家中没有一张公家的信封信纸;一辈子没有骂过人说过粗话;没有拖欠过一天缴纳党费;没有为家庭与子女的私事去"走后门”;无论受到何种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从没有在子女面前流露;在任何环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我的父亲是一辈子不求人的人,无论多么困难与艰苦他总是咬牙扛过来。按说父亲从事教育事业一辈子,在浙江省他的学生遍布各大医院,年龄大了,又患帕金森氏疾病,到医院就医本来一个电话就能得到妥善解决的事。可是父亲总不允许我们去找领导或熟人,经常和妈妈排队挂号,轮到那位医生看就请谁看,从不挑剔,往往等排队买了药后午餐都耽误了。我们当时相当不理解,父母却说:“你们上班不能耽误,我们俩还能照顾自己,别人不是也在排队吗?我们离休了没有理由特殊的。”有一次他们在医院排队,碰上当院长的学生,学生心里很不是滋味,硬是将他们请到办公室,并叫来其它当年学生的主任医生给他们看了病,配好药,反复地嘱咐:“你老这么大的年纪,在我们这些学生眼皮子底下还排队,我们的医学本领都是您教的,叫我们的脸往那里搁,往后二老需要看病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父母除了感激外、心里一直对这件事忐忑不安。后来别说打电话,就连这家医院也不去了,换了另一个医院生怕再被学生认出来,每次去看病两人总是戴着大口罩。当时我们子女确实想不通,觉得父母太固执和刻板,大过于不合时宜的苛求自已。现在当我们自己迈进了老年岁月,回想起父母的所作所为,感觉到这完全是一种宽人严己不附俗流的榜样行为,体现处处为人师表的人生理念,一种为人堂堂的品格。

无论是在温州医学院工作时还是退离休后在协助居委会工作期间,无论是同事还是邻居,只要提出要求,父母都会慷慨解囊相助。我们在父母相继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行有一大叠的父母同事、朋友和邻居留下的借据,累计数目可观。父母在上面留下一句话:“孩子们,爸爸妈妈帮助他们是愉快的,望理解。我们走后请付之一炬。父母字”我们照办了,心中为有这样的父母而倍感骄傲和阳光,我们也就更加明白为什么在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时会有那么多的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前往沉痛吊唁。感悟到活着时如何做人与做好人。

父母是一对相当懂情感的人,国事当头他们总是在忠孝之间选择忠道。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紧急动员抗美援朝,父亲毅然与母亲决定支持年仅16岁的大姐参军赴朝鲜。大姐离开家的那天,杭州女子中学的老师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地到家门口欢送,父母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大姐,让大姐感到信心和坚强。

父母温文随和,无傲气,和颜悦色,但傲骨却是不灭的,那是骨严里的清气使然。对于父亲的秉公不阿、让人们颇为感慨的是对二姐做法。“一个教授的女儿,一位医学院副院长的千金,当时只是在卫生学校当旁听生,都无法正式上学”,后来正逢党号召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务农,父亲便动员二姐报名、到艰苦的衢县樟树潭农村插队落户长达12年······1965年又送四子的我参了军,以至于在两老经历文化大革命冲击、遭遇不公正迫害最艰难的岁月里、年老体弱的身边无一子女照顾整整达8年之久。

“文革”时期,父亲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群众,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无比兴奋,坚决拥护党中央制定的路线,虽然当时年事已高,病魔缠身,但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整党和端正党风,关心着温州医学院的发展,执心地支持和扶植社会公益事业,直到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党的教育和医学事业,未忘整理着他多年编著的“针灸论”。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至今也不知道父亲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年代,被关进"牛棚"后究竟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那些折磨。每当我们问起时,父亲总是将自己封存起来,闭口不谈,而母亲也是强忍悲愤地说:“不提了,都过去了。”母亲在每月仅有12元生活费的情况下,您天天买地瓜、胡萝卜吃,省下钱来买药给爸爸治病。为了一家人的温饱,母亲在大街上叫卖甘蔗;为了买到几斤大米、背上被用粉笔编上号,久久地站在饥民的行列中。我们从年迈父亲日趋木痴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心中所深埋的苦楚与过度惊吓后的那种余震。在父亲去世前一天,在弥留之中他突然惊坐起来、指着大门喊道:“他们又来了,来抓我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从父亲那儿感受到他心底被政治缧绁所勒伤的苦楚。

我的父母一生酷爱书法、绘画艺术。母亲喜爱泼墨画苍鹰和风雨中不屈的芭蕉,一生最爱挺拔的芭蕉,也是她性格的象征。父亲喜欢画山水、父亲画的千岩万壑,浩然倜傥,我趴在桌边看父亲挥毫时,总见他擎笔久久凝视画纸,反复琢磨似乎等到胸有成竹方突然发功、一气呵成。父亲画山水时必先立主峰、主峰即立,则岩岫巉绝,峰峦秀起,旁见倒出,烟云变灭,千态万状,无不血脉相通,荡气回肠。父亲偶尔也画些花卉小品、但总赋予一种精神意境,画芙蓉则命题"芙蓉亦有傲霜姿”,更显高风亮节之势。父亲热爱书法艺术,效怀素,仿米芾,工王羲之,学董其昌等名家大家,每天一大早起来就端坐在桌前苦练两个时辰的书法。为了节约纸张,父亲用毛笔蘸着清水在桌面上书写,天长日久桌画都有了坑。后来又改为在旧报纸上练习,最绝的是父亲还在粗厚的草纸上练习书法,正面写了又写反面,我们家厕所里用的手纸全是有字的。

我们四个子女结婚时,都得到父母给我们最珍贵的礼品,那就是由父亲母亲共同创作的一幅画,我们夫妇得到的是一幅中堂雁荡山的山水画。

家中不大的空间的墙上总挂着一些字画,经常有温州的一些文人墨客到家中与父母切磋和欣赏,当时来最多的是任温州地区专员的李铁峰和书记曾澄清,在共同爱好的文化范围中他们建立了友谊。

我的父母,一生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他在温医走上正常轨道后就走了。

一个人一辈子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演讲或是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点点滴滴地将自己知道的、看到的、想到的告诉大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施肥、耕织。我的父母一辈子不正是这样的吗?

(此文经兄弟姐妹王肖鹂、庄鹏信、王汝济、蒋钟琪、王玲、童培孚、唐采湘共同商酌定稿)

 

(作者王曙系外事处原处长、港澳台办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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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图画 ——回忆艰苦奋斗的难忘岁月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又是温州医学院建院50周年的校庆年。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50年前的1958年我和夫人正当而立之年,奉命南迁,举家来到温州创建新生的医学院,一住就是32个春秋。半个世纪的岁月,我亲身经历了温州医学院创建、奋斗、停顿、彷徨、挣扎、复兴、腾飞和跨越的全过程,也亲身见证了温州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变化。

19587月初,浙江医学院召开支温教工大会,宣布赴温教职工名单,共73人。8月初举行欢送大会。领导说:“......,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的图画,需要的是具有很高技艺的画师。一块荒芜的土地,可以开垦成美丽的花园,······决定支温教工分两批起程,第一批40人,第二批25人。”从7月旬名单宣布到910从杭州出发,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99%以上的人无不服从分配,克服种种困难,准备搬迁。他们把住房退掉,家具卖掉,户口报掉,只带生活用品,四季衣被,拖老带小,阖家端走。觉悟之高、决心之大、动作之快,大有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气概,大家似乎都是画最美丽的图画去的,对前景充满着天真美好的憧憬。

这支队伍是创办温医的第一支主力军,他们保证了新生在91日如期开学,这支队伍在史籍上记载甚详,着墨较浓,被誉为"开校功臣”,”建院元老”。50年弹指一挥间,若按花名册点卯,至少已有19位同志先后作古、墓木早拱。在庆祝50年校庆的时候,我对他们有着深深的怀念。

1958年时的温州专区是个大行政区,辖有现在的温州市、合州市的南部和丽水市的东部三大块,有大批坚强的党政领导和行政骨干。他们从当地陆续配备到医学院来,前后共约20余人,正是他们对温医的创办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支建校主力军。

温医建校过程中,温州市卫生学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医初创时,上无片瓦,下无土,就是靠卫校这块风水宝地,落脚生根的。其实那时候的卫校自己也并不宽裕,但他们硬是腾出了教室、办公室、教研室、实验室,使医学院有了安身立足之地。

三股力量拧成一根绳,众人拾柴火焰高。94 日温州医学院终于顺利地迎来了首批新生。

195891日,医学院在位于府学巷口的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是联合举行的。同时参加的有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农学院、温州工学院和温州水产学院。整个大会堂内人头济济、喜气洋洋,温州市一下出现了五所大学,确实是浙南地区的一件大喜事。

一般都说,我们这辈人亲手创建了温州医学院,所谓"亲手"大致指的是亲自参与的意思,指的是"心血”。殊不知我们除了脑力劳动外,还确实亲手参加了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1959年建造新校舍,校址选在汽车南站东侧的蒲鞋市一带,这个“市”不是省市区的市,也不是地市县的市,而是乡镇集市的市。这里大片农田,乡间小路雨后泥泞难行,肥料也是"五步一坑,十步一缸。”

如此环境,自然苍蝇成群,驱赶不去。920日奠基动工后,师生们轮流参加工地劳动,夯土运砖,什么活都干。9月份的温州,天气炎热,教师们穿的是白衬衣,可背上都是黑蒙蒙的一大片,原来是各种苍蝇的"停车场”。于是出现了衬衣前白后黑的奇观。19602月新校舍胜利竣工,一共新建了两幢双层教学楼,两幢双层宿舍楼,一幢礼堂兼饭厅,一律青砖木结构。五个月时间造就了8000多平方米的校舍,师生们无不欢欣鼓舞,这就是现在学院路校区,我们的星火燎原地。这个局面一直保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医学院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医学院在党中央正确指引下,如沐春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1998年建校三十周年的时候,学院路校区的老建筑被新的建筑所替代;2002年校本部迁往茶山高教园区。

茶山是温瑞塘河边上的一个大镇,背靠大罗山、,风景秀丽,物产丰富,盛产杨梅柑桔。茶山这个地方,对温州医学院来说,确有一段情缘。1958911月,”大办钢铁”运动兴起,以钢为纲,在为钢铁元帅升帐保驾护航的趋动下,约180名新生和部分青年教师开拨到茶山工地淘洗铁砂。茶山工地位于大罗山两岭之间,一泓清水由高而下冲来,经镇中小溪,流入温瑞塘河。这是居民们生活用水的水源,洗铁砂就是挖大罗山的泥,就近在涧水里淘去黄泥,"淘尽泥沙始见金”。留下的铁砂就是原料,积少成多,送往小高炉炼铁铸钢,而泥浆则经过溪水注入塘河,我们的宿营地扎在山顶农民家里,三餐米饭在营地做好。从工地到营地要攀登一条陡而且高的险道,大家戏呼之曰"摩天岭”。中餐要用肩挑法把饭菜送往工地,收工后把铁砂从工地挑往营地集中,这样每天必定要攀登这条摩天岭2-4次,着实磨炼了体魄和意志。可以说,医学院建院开学后的第一个课堂就在茶山,在那里上的是政治课和劳动课,这个课堂现在是茶山水库区的位置。200210月温州医学院茶山校区的开学典礼,正好又在这座大罗山下,我们和夫人有幸也受邀出席。历史有时会十分巧合,44年前和44年后,我在同一地方上第一堂课。在新校区内,和一部分1958年一起建校共同战斗过的老师久别重逢,相聚欣慰欢畅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半个世纪的变迁,恍若隔世大家都盛赞新校区实在太美了,我们梦寐以求,为之奋斗数十年的"最美丽的图画”终于圆满画成了。

 

(作者王务迪系教授,原副院长)

(作者寿芝娟系教授,组织胚胎教研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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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亲密合作

温州医学院自1958年创办至今已走过五十个春秋。这五十年,温州医学院历经风雨沧桑,如今发展壮大成为浙江省重点建设大学,为全国、全省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等医学人才。

值此迎来温州医学院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回顾创办之初同温州卫生学校之间亲密合作的情形,真是历历在目,极有意义。现时创办初一、二年我所知道的情况作点滴回忆。

19586月、为在全省发展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在浙江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办浙江第二医学院的计划。会后省卫生厅专门召集浙江医学院代表和温州市代表就筹建浙江第二医学院的具体事宜进行了讨论、决定浙江第二医学院(不久即改名为温州医学院)的校舍暂设在温州卫生学校内。当时我们温州卫校师生大部分正奋战在金华地区的血防前线上,在任务完成胜利返校后,卫校校长汪起霞、支部书记黄连泰向我们教职员工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号召我们全力以赴为创办温州医学院而努力,要我们大力支持密切合作,发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卫校当年减少招生数、缓招护理专业、全力协助办好温州医学院。与此同时,19589月,浙江医学院也派出坚强有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队伍、五辆大车浩浩荡荡开赴浙南。记得来温州的有钱礼、林能武、马钟英、缪天荣、吴性慧等教授、有罗靖寰、纽家琪老师、还有蔡孙长、黄达枢、黄文德、侯兴江、朱金昌、陈志康、姜起立、陈同丰、章菊明······等等临床基础各学科的老师,还有以王维松教授为主的一支教务管理等方面富有经验的老师,来到温州之后,虽然校舍窄小,居住条件简陋、(在居士林等处连简易的卫生设施都没有)、有些老师还拖病而来,然而各位老师都立即积极投人办校教学工作上去。

温州医学院创办之初,院校统一领导,行政合署办公,成立校务委员会作为统一指挥两校行政业务的领导机构,尽管在艰苦的条件下共用校舍、办公室和实验室,且教学设备和经费有限、我们仍积极工作,那时在廖良章(党委书记)杨玉山(副书记)、汪起霞(任温州卫校校长兼温州医学院副院长)黄连泰(党委委员兼卫校支部书记)等党委行政统一领导下,从实际出发,统筹兼顾两校各自的特点和教学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发教学活动。我是药理学教师,当时药理教研组成员包括温州医学院有陈志康、浦天仇、李德莹、江红安等四人,卫校有王家骅、郭曼茜二人,我们药理教研组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的战斗团队、都在教研组长陈志康老师的统一领导安排下开展教学、科研及各项活动,我主要承担卫校有关班级的药理学教学,李德莹老师也兼课,江红安也参加药理学实验工作,陈志康、浦天仇两位老师常来听课指导、对我来讲帮助匪浅。在教研组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从海藻中提取碘的科研课题,试制生产金属抛光用的抛光粉。记得1959年的春季,正值严寒,在教研组指派下,我和江红安两人冒着严寒,清晨乘船到永嘉购买抛光粉的原料,经多方联系,等候多时才办成。回到温州天色已暗,虽然身体疲乏,心情是愉快的,能为教研组的科研活动做点微小的努力而高兴。据我所知,卫校的基础临床教师都同温州医学院的前期、后期老师密切合作过。大家相互支持,积极配合共同搞好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完成上级交付的各项任务。譬如在院校统一领导下除开展教学科研外,我们还积极参加温州地区除害天病工作,派出富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去青田、丽水开展防治工作。在温州市方面,1959年初正值麻疹、流脑流行,我们在1月份时对市郊麻疹易感儿童进行流行病学调査,并用紫草根进行预防。在3月份开展麻疹、流脑、白喉、丝虫病的四病防治工作、深入市郊65个居民点开展普查和预防接种工作,宣传卫生常识;又在1960年初时对丝虫病开展普治工作,当时奋战了三天,在深更半夜到熟睡的居民家中进行采血。在这些活动期间,院校师生不畏艰苦、不计路远、不顾疲劳,不畏夜深、

深入到居民中间开展防治工作,深受群众欢迎。通过这些活动,院校师生得到锻炼,认识到了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科研、流行病学调查等都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开展。此外、院校还积极贯彻中医政策,掀起学习中医的热潮,还组织外语和医用电子学的学习。

两校还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共青团的活动。当时院校教工成立统一的团支部、由我和潘有成(生物教师)、董儒潮(数学教师)、郭曼茜(药理教师)、李雅珍(临床检验教师)等人组成支委会,领导青年教工开展团的活动。记得曾发展叶宪章同志人团,“五四”青年节到江心屿进行团日活动,大家都以一股青年人的热情,投入办校教学工作中去,投入到生产劳动、除害灭病的工作中去。

院校师生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亲密合作、艰苦创业,两校的教学、科研、临床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温州医学院校刊》终于出刊、在这期校刊上发表了缪天荣教授首创的《对数视力表》,还有卫校中医科薛吟松医师的《急性传染病的中医临床护理问题讨论》等论文。这期校刊就是院校艰苦创业、亲密合作的有力见证。

五十年前温州医学院创办之初的情景犹在眼前。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心里是甜滋滋的、无限快乐。我为能在五十年前参与其中,感到欣慰,我深深认识到只要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团结一致,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成功。让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共同前行、艰苦创业、亲密合作。

(作者系原温州卫生学校药理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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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学院首届毕业生留校记

温州医学院是浙江省1958年创办的七所老大学之一,是年秋季开始招生。浙江省卫生厅下达的当年温州医学院招生名额为180名,其中大部分经合同高等院校统一考试录取,小部分内温州地市抽调保送调干生。195894日新生注册报到。当时共有首届新生177名,其中五年制本科班新生117名,预科班新生60名(初中毕业必须修完高中全部课程)。这批本科班学生要经过五年时间学习,系统地掌握基础课、医学理论基础课、医学临床课等课程及一年的医院临床实习。首届毕业生整体素质较高,有的原来就是国家干部或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学习期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参加了除“四害,普查地方病、多发病,防治传染病、流行病(如肝炎、血丝虫病、钩虫病、浮肿病、副霍乱等)。

我校的首届毕业生共有108名。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招生、培养、毕业分配全部由国家下计划分配到位。而毕业生留校作为师资培养的对像,则必须由省教育厅批准。当时我在组织人事科工作,科长是王克同志。王科长把1963年温州医学院首届毕业生的分配任务交给我经办。根据实际需要,19634月,我向省教育厅人事处苗处长汇报,要求在“温医首届毕业生中挑选10人留校作为师资培养。大约6月份,我又去了省教育厅开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带回了1963年温州医学院的毕业生分配计划。校党委十分重视并连夜开会研究如何贯彻省毕业生分配工作会议的精神,重点讨论如何选拔优秀毕业生的留校问题,党委会提出了选拔的“三原则”:一是成绩优秀;二是思想政治好,工作能力强;三是需征求教育、专家、教研室主任的意见。根据党委的指示,于是我们向各实习医院了解学生在实习时的工作表现,临床业务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向教务处葛林宗、李玛口、董儒朝同志了解首届毕业生的学习成绩、研究选留毕业生人选;召开教授、专家座谈会、当时有钱礼、缪天荣、马钟英、蔡孔长、罗靖寰、纽家琪等10多人参加,向教育专家征求意见,请他们推荐首届毕业生留校人选。

    由于当时63年级没有配备专职的政治辅导员,党委指定我负责首届毕业生的毕业鉴定和思想政治工作。63届毕业生在临床实习结束后就全部集中在信河街石坦巷原温州师范学院学生宿舍。党委书记李健生同志作了毕业动员报告,由我组织,具体织实施分配工作。这样便于直接从毕业生的思想动态等第一手资料来掌握情况,后来我们又召开了前后期的教研室主任会议,听取各教研室关于师资力量配备和培养方向前量及选拔人才的需要,进一步征求推荐意见。当时党风校风很正、大家都本着心为公、为党的教育事业、为温州医学院的发展而推荐选拔人才,经过层层筛选、选留了池仁远、方春庭、喻华芝、邹国栋等10名毕业生留校作为前后期有关教研室的师资培养对像。历史的实践证明,选留的这10名毕业生,日后都成为温州医学院的教学、医疗科研骨干,他们中间绝大部分是正高(教授、主任医师)职称,有的担任过温州医学院的党委书记、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有的担任过附属一院、附属二院的党委书记、正副院长;有的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市级劳动模范;有的被评省级优秀共产党员;有的被评为省优秀教师;有的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是啊,温医的首批毕业生现在已年逾古稀,虽从第一线退休,可仍在教育、医疗战线上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

(作者系原总务处处长、组织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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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温医

《师说》中韩愈说道:古之学者必有师,而今之学者更有承蒙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母校。学历愈长、母校愈多。我自幼入学至大学毕业寒窗十七载,后又几度回炉,在校学习历近四分之一世纪,有母校达九所之多,然而与我情缘最深的,还数温医。

儿女眷恋母亲,不在乎她是否美丽高雅,而在于情;学子怀念母校、不在乎她是否名贵宏伟、也在于情。我在温医先后学习工作八年,留下了一片真情,也带走一段刻骨铭心之情,而今挥别母校已经二十年了,往事并不如烟,人物故事依然历历在目。我承恩最重的是先师缪天荣教授,情谊最深的是瞿佳教授,亏欠最大的是吕帆教授。

1973年早春,乍暖还寒,我大病初愈、在家将息。一日,缪天荣教授造访寒舍。随着缪教授那矫健的步履,窄小的楼梯轻轻地摇晃着,地板发出欢乐的咿呀声,仿佛在欢迎缪教授首次大驾光临;不知趣的寒风从板壁的缝隙挤进来,却敌不住一股暖流沁人心肺。那时缪教授已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而我是涉世未深的贫困山区小医生,地位相差之悬殊,有如天壤。那受宠若惊的感受,难以言表。惊喜之余,顿觉蓬荜生辉、往日幽暗的厢房楼阁亮堂了起来。缪教授与我坐谈良久,问我今后有何打算。我一时答不上来······在浙医大上学时我就喜爱上了既动脑又动手的外科,外科总论课的老师要求学生每分钟打结六十个为满分,我能打七八十个。那年暑假回温,就跟着我哥去他的工作单位温三医上班,又做手术又查房、忙得不亦悦乎。那个暑假过得充实而愉快,从那以后,我就梦想将来能像我哥一样成为出色的外科医生。大病过后体质虚弱,加上小山区条件忒差,梦难圆啊!缪教授见我沉吟不语便提议:眼科可是不错的选项喔。有大师指点,我当即选中了它。数月后缪教授给我联系了去温一医眼科进修。半年进修期满,我回到原单位山门区卫生所开展眼科工作,干得像模像样,有声有色。

此后我每回温探亲,便常往缪教授家跑、聆听教诲;回山门时,缪教授都借英日文专业书籍给我读,不懂处且听他下回分解。从而我成了缪教授戏称的“黑市研究生”,有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专业。那时已是文革末期,缪教授巧借“抓革命促生产”之名,四处讲学,举办学术研讨会,并常常带上我。我写了几篇眼科光学文章,颇能人缪教授法眼,被刊载于他主编的几期眼科专辑上。初见白纸黑字印着自己的文章,心中那个乐啊、经久难息。缪教授并不满足于我仅是他的“黑市研究生”,更想让我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乘着拖拉机花了几天时间远道去我工作的小卫生所,要求所长放人,恰逢县卫生局长下来视察工作,在那夜的局饭上谈起我的调动之事。开始局长大人碍于对学术权威的敬畏、东拉西扯地谈得还算和洽,后来当切人主题时两人就翻了脸。这位局长乃行伍出身,在县里是有名的刚愎暴燥、向他要人,无异虎口拔牙。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缪教授才把我从“黑市”转正,让我成了他首期五位研究生之一。同年,缪教授又推荐我去参加出国留学人员考试,送我去美国深造。也许是受了那不入品的县吏的窝囊气,临行时缪教授在温州汽车站送我一枚瓯柑、温州话“柑”字音同“官”字,希望我学成回国能有一官半职。“学而优则仕”,有权好办事嘛,但我无意仕途,“仕”宇从人旁,治人或治于人,均非我所欲,愿此生为士不为仕,不知是否有负缪老师的期望。

缪老师精于眼科光学和检查法,精辟讲解生动示范、我所学至今受用不尽。但他不同于一己之专,而是博采众家之长,请来各种专才,教学生英、日、德文,高等数学、理工光学;还时常带着学生游学大江南北、开阔眼界,以致送我去“西天取经”(缪老师言)。纵观历史,凡成霸业者必礼贤下士,求才若渴、集思广益、高瞻远瞩。作为一代宗师,缪老师也正是如此、才开启了温医眼视光的伟业。

如今老师已乘鹤仙逝,而老师的精神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老师的恩情重如山、区区寸草心,焉能报得三春晖!

1983年春夏之交,我第一次赴美留学期满,清晰地听到母校在远方隐隐呼唤,便归心似箭毫不犹豫地整起行装返回。下车伊始,缪老师就把我隆重介绍给他后招的几期研究生们。我初识瞿佳,他给我第一印象是意气风发。我给研究生们上课、并专门参与瞿佳的论丈指导,故而我们俩走得最近。他勤奋好学,能干又肯干;他出身官家(干部子弟),却有平民心态,待人接物真诚热情;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观此人也,日后必成大器。他孝敬父母,关爱弟弟,家庭责任心强,具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此人值得深交、能与之肝胆相照。

我们一起做课题、其中一项“双裂隙摄影法”课题需要大量普查资料。白天我们外出采集、晚上回实验室分析研究。每晚都干到夜深,校园静悄悄,校门早已上安全锁,我们只得逾墙而出。我跟他开玩笑:幸好咱俩都是男的、否则非出绯闻不可。辛勤的汗水浇出丰硕的成果、我们合写的数篇文章,登载于国内一级刊物中华眼科杂志上,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多项奖励。我在美国学会的矩阵计算眼科光学问题的方法,回来后写成几篇文章、瞿佳的计算机知识丰富操作能力强,就将其编程序实际应用,还在学术大会上宣读,获得好评如潮。

尝到了科研成果的甜头,干劲更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我们常去全国各地参加学术大会,到处参观取经,寻寻觅觅,上下求索,总想在温州这块天时地利两不占的地方,能干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业绩来。战机终于来了,就在1987年我们俩一起去深圳参加的国际眼科学术大会上。其中一段小插曲,至今难忘:途经广州中转,那晚我们找不到廉价旅馆又付不起五十来元的豪华客房,夜深人静,无处栖身,只有邮电局的门彻夜不闭,就在那里坐了一宿。广州夏夜炎热无比,一身臭汗,喂了一夜的蚊子。翌晨,我们风尘仆仆地奔赴深圳会场,一夜的疲惫迅即消融于大会的热烈气氛之中。会上有许多国外Optometry学界来宾,内容多与视觉有关。视觉保健在美国受到高度重视,拥有一支四万人之众的庞大的专业队伍。我从美国搜集带回的几大纸箱的文献资料,也大多出自Optometry杂志。视觉功能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碧眼还是乌瞳,是水汪汪还是炯炯有神,只要有健全的视觉功能,就是好眼。眼为器,视为本,光为用,维护和治疗康复视觉功能是终极目标。此学科依眼科,傍光学,视在中间,左右逢源。就是她了——视光学,这正是我们要创建的名牌!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回来后,我们到处张扬,游说各级领导和专家,写报告,求审批,从院领导上至省府。几经周折,终于在一年以后把牌子挂了起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视光学系。

论辈分,瞿佳教授是我同门师弟,但按古时韩愈在《师说》中的说法,我应是他的老师。其实,师生并无辈份之分,只是“闻道有先后,学业有专攻”。毕竟我年长十岁,闻道在先。瞿佳教授一直称我为老师,实乃“有实无名”的老师。我和瞿佳教授在温医几乎形影不离地一道学习工作了五年,走过风走过雨,同甘共苦,结下了终生不忘的深厚情谊。

1988年初,温医领导指示我招收研究生。考生中有吕帆,我对她早有所闻,是位秀外慧中的才女,毕业后留校一直做行政工作,但不知她学业荒芜了多少。虽然她已顺利通过了笔试,我还得在面试中好好把把关。面试正规严格,用英语对答。结果竟出乎意表地令人满意。初立门户,就能招到如此优秀的学生,心中着实偷着乐呢! 离九月份正式开学还有几个月,我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她去研究室做实验,去医院上班,要求她用英文写病历,把那些住院医和小护士们看得傻傻的。

是年仲夏,我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重访原留学的眼科研究院。五年不见,旧时熟人一眼就认出我,还能叫出我名字来,热情洋溢。宾至如归的感觉真好!院长Dr Schepens 和我的导师Dr Pomerantzeff要我留下做研究工作。导师告诉我,在我离开后他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好助手,既懂眼科又有数理光学知识,既有理论又动手能力强。在我第一次留学的两年里,我们在美国各大杂志上发表了十六篇文章。临回国时,院长宴请我并赠送他新出版巨著二册,在扉页亲笔题上:“To Doctor Wang Gang-Ji: A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with warm regards Charles SchepensApril 131983”。此次,院长在申留书中写道:如此合用人才,满世界难找。院长和导师是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抗击纳粹的战友,五十年代初来美国,创建了眼科研究院。在我第一次留学时,其规模之大已是世界第一,有二百多号人,此次来时它已附属于哈佛大学,规模扩大达三百多人,其仪器设备全然更新。人是物非,我觉得自己落伍了,也需要更新了,于是留了下来。那时,瞿佳的才华已崭露头角,且领导能力远胜过我,学科重担,我能放得下。在给缪老师的信中,我写道:我留美是为温医开设窗口建立基地,如同用兵布阵,我在此成掎角之势。心中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吕帆,我对她的亏欠实在太大了!吕帆非但没有怨恨,还每年给我寄来贺年卡,并尊称我为老师,我这个有名无实的老师当得实在是愧得慌!心中总惦记着如何才能为她做些补偿。

1995年初,温医和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缔结姊妹院校第三年,合作协议中互派学者的项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启动了。吕帆是温医派遣的第一位学者,来新英格兰视光学院进修,每年三个月,连续三年。我终于有机会对她的亏欠作些许补偿了。她来听我的课,我也给她作指导。她勤学好问,悟性极高,最疑难的问题,稍经点拨,就领会了。对这样的学生施教,乃一大乐事也!我们还合写了一篇文章,刊载于中华眼科杂志上。2000年初,经时任温医副院长的瞿佳教授提议,温医和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签订了中美合作培养视光学博士的硕博联读项目,由温医授予硕士学位,新英格兰视光学院授予博士学位。吕帆教授是温医推荐的首位人选。当时新英格兰视光学院主管该项目的副院长兼教务长Dr David Heath很不理解:吕帆已是教授,又是学科带头人之一,地位已经很高,还来做甚么学生?况且她早已获温医硕士学位,怎能再来硕博联读,岂不有违协议?Dr Heath一直不肯松口接受。最后,我与他摊牌,新英格兰视光学院若再不收她,吕帆将去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如此一来,视光学科可能失去优秀人才,我们将失去了培养中国视光学界领导人的机会(好为人师,老美也是)。Dr Heath终于首肯,破格录取了她。翌年,吕帆教授成了中国第一位中美都承认的视光学博士。如今,吕帆教授经她自身不懈努力已成为国际视光学界的重量级专家。看来我当初对她的亏欠并没有让她落下什么后遗症,这让我稍有宽慰。然而那偌大的亏欠在我心中一直掸抹不去,成了我终生的愧疚。

1992年春末,我毕业于新英格兰视光学院,同期毕业的一位与我年纪相若经历相仿的同学和我讨论今后的去向。我笑曰:三十为名,四十为利,五十名利兼顾。人生到了三十岁,事业刚起步,要选择好适合于自己而又愿意为它奋斗终生的专业,创建属于自己的名牌。“三十功名尘与土”,“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都是古人在三十多岁时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功与名,犹如鱼与熊掌,往往难以得兼, 舍名而求建功也。到了四十岁,社会责任、家庭负担渐重,要做些实利的事。那时我们都早已年过不惑,快奔五十了。于是我留校任教,同时开业行医以实经济基础。

当年夏至,美国史迪威基金会欲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美驻华大使馆原址建立视光学院,找上门来求助于新英格兰视光学院院长Dr Larry ClausenClausen院长委派我前往重庆实地考察。史迪威将军是二战时期中印缅战区总司令,在重庆也颇有名气。重庆方面得知我去时,派专员去上海迎候,到重庆后高规格接待,欢迎会宴会座谈会,摄影录像外加游山玩水,俨然我是十足的洋钦差。然而我心另有所属,借重庆缺乏教学师资之由,向Clausen院长隆重推出温医。还得感谢老院长李日千教授的英明决策,敞开校门,让我有了报效母校的机会。那时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各大院校纷纷与国外院校结成姊妹,同省的浙医大已有六所姊妹院校,而温医尚无。李院长希望我能牵线与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缔结。回美后我就做工作,但反对声浪不小,因离天安门事件不久,老美总拿人权说事。我力排众议,加上Clausen院长目光远大要抢此先机,就拍板同意。当年金秋季节,Clausen院长、学院理事长Dr Bickford和我,为示隆重均携夫人,组团去温医签订姊妹院校协议。从而,温医有了第一位远方至亲。Clausen院长称我为桥梁。姑且不论世上是否有如此长桥,那时的我更像领航员,把大洋彼岸的巨轮导入了瓯海湾。

    记得缪老师在年逾古稀高龄退休时曾感言:上台的锣鼓声刚敲响不久,就要谢幕了。人生如戏,不在乎演出的长短,在乎精彩与否。缪老师的人生是长而精彩的。在人生大舞台上,因缘际会,命运往往安排人去演并非如意的角色。譬如我,从基石变桥梁,主角转配角,心路历程,冷暖自知。作为演员,难能选择角色,只有把戏演好,做个好演员,不求好角色。古人云人生两大喜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殊不知人生更有两大喜事:继往而开来。有诗为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足见空前绝后可泣可叹,继往开来可喜可贺。我生能得良师益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喜哉幸哉!

人们在自誉或赞人时常说: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其实,金子是不会发光的,只是在明媚的阳光下反射出那诱人的金光来。金子价虽高,但只能保值。我愿为燃烧体,是煤炭,是蜡烛,是火炬,燃烧自己,发出光和热,创造价值。如今我已年过花甲,该是名利参透,享受人生了。然而我总想在有生之年能再为母校的建设添瓦增砖,以尽绵薄之力。我每天打开电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温医网站,母校所发生的每件事都牵着我的心,令人欢欣鼓舞。故乡、母校隔着千山万水,地理上是那么的遥远,而心理上却又是如此的近在咫尺。万水千山总是情,恩情、友情……不了情,永系温医!

                           (作者系美国新英格兰视光学院教授 原眼视光系主任)

6

几点回忆

我是1958年母校创办时第一届进校的医学本科学生,全年级共约100名同学,大多来向全省各地市县,还有3位来向自印尼等国的归国华侨。五年中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艰苦卓绝,终于于1963年毕业后胜利地走上医疗工作岗位。在母校建校50周年到来之际,我很自然地反复地回忆起50年前我在母校(1958-1963年)五年中一些值得回忆的学习生活。

第一堂课就是炼人

19589月我们刚一进校还未开始正式上课,学校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全体师生立即参加全民大办钢铁,其中大部分师生去了市郊茶山洗铁砂(从砂粒中洗出铁砂,供炼铁用),只留下我们6人(邵国栋、夏承炽、陈炳仁、吴惠兰、李忠浩、方春庭)去市卫生系统创办的设在本市近郊(吴桥)的“卫生钢铁厂”参加小高炉的炼铁工作。

厂里除了我们6人之外,还有20多位来向全市卫生系统其他单位的职工。我们6人分别担任了三料(炼铁所需的铁矿石、焦炭和沸石、简称“三料”)的运输工、加料工和炉前工(管开炉时引出铁渣并出铁)。我们头戴安全帽,身穿破旧的粗布衣(自备)俨然像一位正式的钢铁工人,在炼出一炉铁水的过程中,那种艰辛与高兴至今仍让我记亿犹新,难以忘怀。因为我们原本就不是炼铁的“料”,从未干过这一行,无论从技术和经验上来说都是“一穷二白”,只是怀着一颗要为我们国家炼出更多的钢铁,以赶上或超过英国和美国的决心,于是就毅然地边学边干起来了。记得当时全厂共有约五六个小高炉,这些小高炉都是我们20多人自己根据现成的图纸,用耐火砖和一般的砖块砌成的。小高炉砌成并经自然干燥后,就开始加料点火,进行炼铁。要炼出一炉铁,通常需要数十小时。为此,我们就要轮班上岗,一个人通常要干12小时以上,遇到“放卫星”(突击出高产)时,我们往往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内天黑夜连续干上两三天,故每当我们喝碗凉茶或吃完饭后,坐在小高炉旁休息几分钟时,就会摇头晃脑、呼呼大睡起来。不仅如此,我们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在搬运”三料”时,往往两人要抬上两百来斤的焦炭或铁矿石,还要用簸箕一次次的用手传到高约四五米的小高炉的顶部,然后将其倒入炉内。一天干下来,个个腰酸背痛,腰都挺不过来。一旦开炉要出铁水时,炉前工要拿起十来斤重的粗钢钎,用力将出铁的封口撞破,才能流出铁渣或铁水来。在高炉旁边工作的人,由于受高温的幅射,个个满脸通红,满身大汗,臊气冲天。由于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我们的饭量也大增,每顿都要吃上一斤米的大米饭才能饱(由于特殊原因,那时我们吃饭是不定量的),配的小菜只是三四块小小的油炸咸带鱼。虽然如此,却吃得很香,从没有胃口不好、吃不下饭的感觉。当我们看到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开炉时流出滚滚的铁水时,心中那种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然而不是每次开炉都能顺利地流出铁水的,往往由于某些不知道的原因,出铁口冻结,流不出铁水,这只小高炉就无法再生产了。这时就要将其推倒,重新砌炉,重新加料点火再炼,因为大家都有着“失败了从头再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约两个多月后,我们才奉命同校。

在钢铁厂里通过两个来月的劳动,在肉体上我们虽然很辛苦,但精神上却很愉快,我们每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身体也结实多了;在思想方面也让我们学到了那种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为我们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参加大办钢铁这堂课,不仅炼了铁,更重要的是炼了人。

人人动手修建新校园

1958年学校刚创办时,由于新校舍还未建成,最初两年我们是借用卫生学校的部分房子和原雨伞厂的房子学习和生活的。与此同时我们还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建校劳动。为了尽快建成新校舍,又要为学校减轻基建资金,我们这届全体同学还多次轮流参加建校义务劳动。为了打好校舍的地基,我们亲手用铁锹铲除一块块地上的泥土,挖作墙基的壕沟,又用肩膀挑着一簸箕一簸箕的砂子将壕沟填平,以便在上面砌上砖头,作成墙壁,为此,我们很多同学都磨破了手,擦破了肩。我们班上有几个华侨同学也不甘落后,由于他们在国外时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肩挑手扛的粗活,挑起担子来也没有一个样子,一付担子挑起来不是扁担前面翘起来,就是后面沉下去,搞不好就把一簸箕的砂子完全给倒翻了。其中有位刚从印尼归国的黄爱兰同学,是位女同学,她虽然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却凭着一股不甘落后的热情,一定要为建设我们自己的新校舍添砖加瓦,抢着也要挑砂子。开始几挑砂子都给她打翻了,但她仍坚持着虚心向其他会挑担子同学学习,几次试挑,终于学会了并且干得很好。

新校舍建成后,要将原来暂时放在卫生学校里的图书、仪器和设备搬入新校舍。为了节省学校搬家的费用,校团委就发动我们全体团员和同学自己动手,用肩膀挑,板车拉的方式把所有的图书、仪器和设备搬入现在的学院路新校舍。搬家的路线是从原来的卫生学校经过原来的汽车南站、气象台旁的一条不足2米宽的田间小路,然后跨过一条约20米宽的小河才能运到新校舍里,由于当时学校还没有一座校门,过这条小河时也没有一座正式的桥,只是用毛竹搭成一条约2米宽的便桥,供全体师生进出新校园用,我们搬家时就是通过这条走上去摇摇晃晃、咯吱咯吱作响的小桥,艰难地将所有的图书、仪器和设备搬进新校区。为了绿化新校园,装扮我们的新家园,我们全体同学,人人动手,参加校园的植树造林活动,在路旁、河旁种植了很多桉树、橲树、柳树。现在这些树木也随着母校的成长,越长越高,有的都已长成几丈高了。

勤奋学习蔚然成风

我们这届同学不仅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学习上也非常勤奋。清晨,天未亮就起床了。全体同学集中在操场上向体育老师带我们做早操,然后拿着书本、讲义三三两两分散在校园里,有的在操场上,有的在小河旁,有的在朗读外语单词,有的在阅读课文,一片琅琅的书声。上课时我们个个聚精会神地静听老师讲课,认真地做着笔记。因为当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很多功课都没有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只有由学校自己编的油印讲义。因此,上课时必须做好笔记。由于这种讲义是用灰色或黄色的极差的纸质印成的,又薄又黑,字迹又不清,加上晚自修时教室里的灯光又暗,大的教室里只有四支暗暗的日光灯,每个寝室里只有一盏20瓦的白炽灯泡,要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晚自修,实不容易。

记得在1959年冬天,学校进行”开门办学”,把我们年级的课堂从城市搬到了市郊农村一一当时的新桥人民公社,我们这个班落实到一个主要由13名妇女组成的“十三妹生产队”(现在新桥镇的三峡、前花一带)。在那里,上午我们与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参加劳动,下午在生产队里由老师们给我们轮流上课(小班)。在老师讲课时,我们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听,拼命地记笔记。因为我们是按学习小组(每组910人加上2位老师)分别住在农民家里的楼板上的,农民家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或蜡烛灯。灯光不仅暗淡还会不断摇晃,晚上回去复习时根本无法看书。为此,大家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在昏暗的煤油灯或蜡烛灯下,全组同学围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来共同回忆下午老师讲过的内容,并进行讨论、加深记忆,但到了考试来临时怎么办?总不能老不看书(讲义)。于是我们就两人共点一根蜡烛,在这暗淡并不断摇晃的灯光下、眯着两眼,坚持看书复习。时间一久,只觉得双眼既疲劳又酸痛,但为了牢固地掌握知识、我们个个坚忍不拔,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终于全班都取得了考试的好成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年级里有近20位调干的同学,入学前他们都是来向于各医疗卫生单位,虽然有一定的医疗实践经验,但一般文化基础较差,学习基础课时较难跟上。但由于学习目的性较明确,他们的学习积极性特别高,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即使是节假日也常常不休息。他们谦虚、认真,不懂就问,问老师、问同学。在他们这种勤奋好学的良好学风影响下,全体同学之间还开展了帮教帮学。如我班韩剑英同学,是位调干生,且在第三个学期时还生了个孩子,落下了很多功课,班里团支部就组织同学们为她抄笔记,去她家作小先生,为她辅导,使她的功课也跟了上来,大家共同进步,没有一个掉队。

走出校门在实践中学习

五年中我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还参加了多次除害灭病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仅学到许多防病治病的实际知识,使理论更好的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工作能力,加深了与劳动人们的感情。

1960年春,正是我国最困难时期。温州地区不少农村居民、因粮食不够吃,患上了“浮肿病”。院领导遵照地委指示,组织全校师生立即奔赴重灾区,协助当地卫生人员、开展防治“浮肿病”工作。我们年级去了重灾区——当时的平阳县、又分成若干小分队、分赴宜山、钱库、灵溪、麻步等地。一边协助当地政府调查灾情,一边进行防治工作,挨家挨户给病员发送豆粉、奶粉、红糖等营养品。当灾民们拿到这些营养品后,都含着热泪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作为一名在校的大学生,能把党的温暖直接带给人民,我们心中也感到十分欣慰。

1962年夏秋、一场来势凶猛的副霍乱(02病)在温州地区暴发流行了。当时暑假还未结束,”疫情就是命令”,院党委遵照地委指示,立即组织我们年级几位留校及部分家在市区的同学。当天下午就请了微生物教研组的钮家琪教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有关02病的防治知识(这个病以前从未教过),并指定由我担任组长,第二天我们就在省卫生厅下派的两位老师(浙医大教流行病学的陈老师和杭州市传染病院的余老师)的带领下、坐上了由省防疫站开来的一辆防疫车急急忙忙的驶往温州地区瓯江以北的沿海各个渔港、如温岭的江夏,玉环的楚门、陈屿、大麦屿、坎门等地(当时均属温州地区)了解疫情并宣传如何防止疫情扩大。几天后我们又转战到了乐清,发现该县在柳市地区有较为严重的疫惰,于是我们就在该地长住下来,协助当地卫生人员进行02病的防治工作。到了九月初学校开学,暑期后同校的其他同学也根据疫情需要分赴瑞安、平阳各地协助当地卫生人员开展该病的防治工作。我们留在柳市的这组同学,因省里来的两位老师后来都调走了,于是我们就在当地卫生部门领导下自己开展工作。为了掌握疫情,我们每天都要分头下农村,挨家挨户去询问每家有无腹泻病人,如有腹泻病人就要索取肛门拭子,带回柳市作细菌培养,培养阳性行立即对其进行隔离治疗。当时由于正值夏秋季节,天气十分炎热,我们每天都要冒着30度以上的高温,不怕烈日当头,步行下农村,来回几十里,回来时个个满头大汗,湿透了衣服。为了防疫工作的需要,大家从不叫苦。后来由于疫情发展,当地卫生部门领导决定除在柳市卫生院内专门设立隔离病房外,还要在白象镇新设立一所隔离病房。由于当地医生不够。我们这组同学就分成两组,分别加入这两个隔离病房的工作,我们中大多数同学过去从未接触过临床,开药、输液、打针这一套全未干过。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就边干边学,虚心向当地的医师、护士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套技术并基本上能独立进行工作,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博得了当地群众好评。直到10月下旬,当地疫情基本控制后,我们奉命回校,大家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柳市、白像。两个月来我们不仅学到了不少流行病学的调查与防治的实际本领还与当地的病员、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作者系教授、主任医师,附属一院原眼科主任)

7

难忘的岁月

今年是母校成立50周年,也是我进校30周年。弹指一挥间, 30年过去了。今天母校的办学档次,办学规模,校园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老职工、,我为母校的发展感到欢欣鼓舞。回想30年前的母校,30年前的学习生活、感慨万千。

打开尘封记忆,回想往年的片光只羽,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年轻求学的年代,又看到母校昔日的模样。

校门

1977年恢复高考,我先后参加了两次考试。由于不愿到外地读书,就报考了温州医学院。经过漫长的等待,最终拿到入学通知书,已是第二年的春天(1978年的3月)。怀揣通知书,我兴冲冲地来到学校报到,当时的温州医学院位于温州南面的郊区,四周都是农田。一到校门、仿佛来到了一家破旧的工厂,确切说,更像破旧的作坊。矮矮的围墙,两扇铁皮包装的大门,坐南朝北,大门外的桥边有2个大粪坑,大门旁是稀稀拉拉的杂草。唯一提示这里是医学院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的高大的毛主席语录牌。这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喜悦之情顿时荡然无存。

宿舍

宿舍倒是新的,如今老校区内其他的建筑已是面目皆非。但是,我的宿舍至今还在。宿舍位于老校区的西北角,临近食堂和浴室。不高,三层楼。我在二楼。小小的房间住了7个人。宿舍没有卫生1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顶上装有两盏日光灯,4张上下两层的床,7个热水瓶,8张桌子,另外就是每个人带来的箱子,就这样简陋。外地的同学来的比我早。他们很热情,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那时,生活较艰辛。天未亮,值日同学就要飞快去排队打开水,迟了就可能没有水喝。开水灶旁,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冬天还得洗冷水澡,颤抖的歌声响彻浴室。有时,还得忍受停电、停水之苦。

教室

    那时,我们学习的环境很差。校区面积不大,规模也很小。每届也就大约200名学生。除了几座旧教室外,没有一座像样的教学楼,我们进校时,正在盖教学楼,学校里又吵又脏。经常没有地方上课,只好在食堂饭厅里上课。快到中午时,一阵阵饭菜香扑鼻而来、引得大家的口水都要出来了,肠胃蠕动都加快了。那时,生活非常艰苦,买肉都要凭计划票,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粮食,还要搭配杂粮。为了改善生活,食堂养了猪。有一次,一头猪竟从猪栏里跑出来,到我们上课的食堂饭厅里摇摇摆摆,东钻西窜。司务长吓坏了、带着一帮人赶紧跑来、好不容易把猪赶回猪圈。

老师

尽管学习环境很差,但我们的老师个个有特色。外科总论是钱礼教授上的。他上课从不带教科书,一支粉笔,娓娓道来,引人人胜。下课铃声响了,大家才从精彩讲演中回过神来,钱教授反复强调做医生就一定要掌握唯物主义辩证法,要全面、动态看问题,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缪天荣教授每次上课,都带着许多书籍,其至叫助手帮着拿。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书籍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他知识渊博,广征博引,引起同学们的极大求知欲和读书兴趣。教解剖学的王务迪老师和陈同丰老师,两人的教学风格完全不同。王教授幽默风趣,他能把最枯燥无味的内容说得妙趣横生,让大家笑声不断,陈教授上课不紧不慢,语调不高,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有时也会有大家意想不到的幽默,记得有一次,在讲解足弓时,他居然脱掉鞋和袜子,蘸地上的粉笔灰,把自己的足弓印到黑板上。像陈志康教授、朱金昌教授、程昆权教授、黄文德教授等,他们上课的特点也各有千秋、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也有些老师带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尤其是温州式普通话,听起来很费劲。也有些老师讲课中不向觉带着许多口头语,例如“我们的”,什么事情都是“我们的”。但他们十分敬业,同学们对他们都很敬重。

老师有时也很难当。有一次到市三医参加外科见习,带教老师是附一医的大夫。刚好有位急腹症的病人就诊,这位老师检查后、分析病史特点。患者年轻男性,急性起病,脐周疼痛,再转移到右下腹,麦氏点压痛,周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增高,所以急性阑尾炎可以确诊。他讲得头头是道,非常自信。中午,病人从手术室出来,结果却是急性胃穿孔。那位老师马上说隔层肚皮隔座山,急腹症的诊断有时很困难。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以后再也不散开大口,说大话。

在实践中、老师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我衷心感谢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他们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学习

    由于文革的关系,我们失去了读书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高考,我们才能重圆大学梦,所以非常珍惜宝贵的机遇。那时,百废俱兴,全国上下热情高涨,我们为国家崛起而读书,为实现“四化”而发愤学习。大家思想很单纯,学习很刻済苦,个个争分夺秒,要把浪费掉的时间夺同来,我有位同宿舍的同学,除了上课外,平时很难见到他。我们睡了,他还没有睡。我们还没有起床,他已出去读书了。晚上熄灯了,阶梯教室里就亮起支支蜡烛。火苗忽小忽大,烛影婆娑,非常动人。还有些同学干脆把椅子搬到路灯下,继续用功。在夏天,最烦人的是蚊子骚扰。人少了,它们群起而攻之。我们林列老大哥心灵手巧,想出一个好办法:用蓄电池、乒乓球、小电珠,做成一个小电灯,可以躲在蚊帐里看书。后来,他又发明了小的日光灯,看书更方便、舒适。大家的学习成绩都不错,不知补考是啥滋味。

往事已成记忆。现在,我也在母校任教已二十多年。每当我来到阳光灿烂的新校区,看到优美的校园环境,明亮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宽畅、设施齐全的运动场、体育房、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我衷心祝愿亲爱的母校蒸蒸日上,青春永在。

(作者系期刊社社长、康复系主任,教授,原临床医学系82届毕业生)

8

我对病理解剖工作的回忆

 

1958年,我在浙江医学院工作,领导宣布到温医工作人员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当时因为浙江医学院尚有病理解剖课,而温医尚没有该课,因此暂在浙江医学院上课,到19591月份,我们来到温州医学院,在温州卫校及一层的病理科做治检工作,有程焜泉老师带我们做。在此之前、浙南地区没有此项工作,我们来了以后,该地区才第一次有病理切片工作。业务范围包括温州、丽水、台州、福鼎等地。外地寄来标本,我们可去邮电局包裹处领取,做好病理诊断报告后,再寄回去。因此我经常要到数里外的五马街邮局取标本(后迁至信河街邮局)。那时,标本是用石蜡手工制作的、快的要数小时,慢的要数天,不像现在用机器做,快的15分钟即可。

1960年在本院体检时,我查出脾脏肿大,肝大2公分。我曾在1957年去嘉兴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怀疑是血吸虫感染所致,但当时我并未向领导汇报情况。我虽然身体欠佳但仍坚持努力工作,我们从浙医大带来72个标本,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因此必须自己做,逐步增加标本数量,每年至少做25个。为了搜集标本,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尸体解剖就要去做。几十年下来现在已有了上千只标本。

1971年我们的切片寄到了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寒暑假,但病理切片老师没有假期,我们照样上班,因为切片工作随时都要做、有时晚上还要加班。1960年物资缺乏、酒精供应紧张、我们就想办法把用过的酒精重新提取、回收利用,为学校节省了经费,又解决了材料的困难。

我们还无偿的为温州市动物园解决动物尸体,给他们提供尸检报告,为他们对动物喂养提供经验。如一只老虎,因羊足刺破肠子而死亡;一只狮子,因羊毛堵塞肠子,造成肠梗阻而死亡。从此他们知道再也不能用整只羊喂狮虎了,必须切块去喂。

1978年开始,朱金昌老师带我们做肺吸虫感染科研工作。经常去永嘉、丽水、奉化等地去购买石蟹,自己也去捉。买狗,养狗,育狗一系列工作,先后有一百多条狗用来做科研,经过一系列工作,于1980年写出了《犬肺吸虫早期病理变化》等论文三篇,均被科协评为优秀论文。另外,在1988年到1990年的一篇论文获省科协优秀论文二等奖。

1970年初,我在院工会中担任一部分工作、由于对工会工作热心、积极、负责,从1984年起到1992年连续九年被市教育工会评为“工会工作优秀工作者”,并获奖状。

(作者系原病理研究室技术员)

9

两封信——记吴性慧、朱金昌两位教授

 

 

人生每个阶段总有一些事难以忘怀,那些记忆常常成为激励人生奋进、改变人生思想的动力。在五十周年校庆的重大节日来临之际,回顾留在学校的那段青春岁月,很有一些感叹!有一件事情始终萦怀在我的心头,那就是至今保存在我的抽屉里的那两封极为平常的38年前的信。

在那特定的历史年代,我作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荣幸地跨进温州医学院的大门。与学校的老师们共同经历了野营拉练,开门办学等运动,建立了融洽的新型师生关系。毕业实习时,我和郑俊海(后任温州医学院期刊社社长)、戴盛贵(后任温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等七位同学被派往丽水龙泉市人民医院实习一年。由于在学校学习努力,到实习点以后,我们经常被医院当作一线医师使用。记得我和郑俊海两人单独完成阑尾手术,全程只花了23分钟。在实习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现在看来并不很难的难题,限于当时当地的条件,我们又没有自己的老师在身边,因此解释不了患者的“为什么”和“怎么办”。于是大家都想到了母校,想到了老师。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只有几部公用电话、我就把患者的病情归纳起来,分别写信寄给了妇产科吴性慧老师和病理教研室朱金昌老师,他们仔细阅读了我的信后,百忙之中当即给予了答复,详细分析了各种疾病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提出了诊治建议。信的末尾不但询问我们实习的情况,还鼓励我们努力学习,为人民医疗多作贡献。收到信后,我激动不已,当即把信在同学中传阅。老师!这就是伟大的老师!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大学的老师是神秘的、高贵的,不可攀的、这两封信使我感到了老师的亲切和普通,我想如果我也是老师、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对专业努力钻研、对学生和蔼可亲,对事业默默奉献、对学术精益求精、对患者认真负责。

后来我毕业也留在了母校,选择了病理学,继承了他们的事业。多年来,我经常想起这两封信。我想,这两封信体现了温州医学院老一代教师的敬业精神。也就是这种精神,使两位教授获得了众多的爱戴和称颂;也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代一代传承,造就了温州医学院今天的成就和今天的腾飞。

这就是我们的温医,这就是我们的温医人!

(作者系73届毕业生,教授、主任医师)

10

乐在高原驱病魔——记温州援藏医生

 

去年六月,三位温州医生随浙江省医疗队,从东海之滨奔赴“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下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最近,记者特地作了采访。在温州赴藏的医生中,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他叫殷锦华,是温州市传染病院的医生。到西藏后、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他一直胸闷、失眠,一般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由于高山反应,他的记忆力严重减退,连很多常用的药品的规格、剂量部记不清。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是最焦虑不过的事了。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殷医生。为了准确无误地用药,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将药物的规格、剂量抄在本子上。记不清时,就翻看一下。凭着这种高度顽强负责的精神,他为一个又一个藏汉族病人事除了病魔,也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钦佩。

    为了给西藏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三位温州医生呕心沥血、不知动了多少脑筋,来向温州医学院的钱元斌医生分到日喀则地区医院心内科后,院领导就交给他一项任务:除本职工作外,还要搞好科内的两名青年医生带教工作,要求在十个月内,使他们达到中等或高等专业技术水平。这两名青年医生虽说是卫校毕业生,但基础差,接受能力也有限。特别是其中一位藏族姑娘——小次仁卓玛,汉语水平很低,听课十分吃力。面对困难,钱医生没有打退堂鼓。他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慢讲、多消化的办法讲课,还因人制宜,分别给予辅导。小次仁卓玛胆小害羞,常常有听不懂的地方,但又不好意思问。钱医生就注意观察她的表情,有时就将所讲内容反复几遍,下课后,还主动检查两位学生的笔记,发现有讹误之处、就一一帮助修正过来。为了搞好带教工作,每天夜深人静时,钱医生宿舍还常常亮着灯光,人们都称赞说“钱医生真是在用汗水培养西藏医务工作者”。

    这里,还要高兴告诉同志们的是,温州赴藏的医生不仅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曲藏汉团结的歌、还为增进中外友谊,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去年八月十四日,一位名叫法村久香的日本朋友来到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放射科,怀着急切的心情向浙江省赴藏医疗队队长,温州医生谢了武诉说了病情。原来,她是中日友好赴藏摄影小组的翻译、在阿里地区拍外景时不幸跌伤,当地医院诊断为尾骨脱位,建议她马上去拉萨做正骨复位手术治疗。可是,外景拍摄任务非常紧迫,如果要去拉萨住院治疗,就会给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因此、患者心里焦急得不得了。听完法村久香的病情口述,谢了武医生决定为她作进一步诊断,经仔细检查,谢医生纠正了原来的误诊,并陪同她到外科医生那里进行治疗,使这位日本朋友的病情很快好转,第二天重返拍摄现场。临走时,法村久香再三向谢医生表示感谢,说:“你们中国医生真负责!”

(作者系西藏日报驻日喀则记者站记者)

11

统战工作十年忆

19867月,温州医学院党委建立统战部,我任统战部部长,一干就是十年。回忆十年统战工作,我深有体会。

统战部建立后,为了贯彻中央省委关于加强统战部和政协指示的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从调查研究入手,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狠抓基层,打基础,促和谐,求发展,开创我校统战工作新局面做了一些工作。

我初到统战部工作时,学校有农工民主党、民主同盟、九三学社3个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省、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和各民主党派市委的积极配合下,经过努力,温州医学院民主党派的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先后又建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促进会、致公党3个基层组织。这样,温州医学院在温州市7个民主党派中就有的6个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至1998年,合计民主党派成员311人,其中农工101人,九三107人,民盟67人,民革9人,民进7人、致公党20人。这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成员在学校事业发展和社会上参政议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学校,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校级领导的先后有林镜平(农工,副院长,1958~1984年)、钱礼(九三,院长,1979~1984),王务迪(致公,副院长,1984~1988年),担任附属医院正副职和处级领导的有谷定英(农工)、林岩崇(无党派)、章锦湘(九三)、叶真(九三)、郑祥敏(九三)、连庆泉(农工)、夏克栋(民进)、殷嘉孟(九三)、潘长旺(民盟)、姚岳波(民盟)。民主党派成员中除了担任以上行政领导职务外,还有一批担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的骨干,据1998年统计,在民主党派成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有166人(其中正高40人,副高126人)占成员总数537%。他(她)们在学校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此外,他们还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是一支不可缺少的社会服务力量。民主党派成员中先后出席全国人大代表的有吴性慧(民盟,第五届)、钱礼(九三,第六届)、章锦湘(九三,第八届、九届),省人大代表有吴性慧(民盟)、林镜华(农工)、金慎至(农工)、李也白(九三)、董同银(农工)、何金彩(民革),担任市人大常委的有邢玲玲(无党派)、胡崇一(九三)、陈一华(民盟)、李嘉枝(九三)、王小同(民革)。全国政协委员只有王务迪(致公)1人。省政协委员有林镜平(农工)、缪天荣(民盟)、董国银(农工)、黄庆华(致公)、张士善(九三)、林正章(九三)、缪晓平(农工)、谷定英(农工),担任市政协副主席的有林镜平(农工)、王务迪(致公)、章锦湘(九三),还有担任市政协常委的有吴性慧(民盟)、庄雍熙(九三)、葛林宗(农工)、黄庆华(致公)、程口泉(九三)、习尔贤(无党派人士)、徐纪为(九三)、叶真(九三)、潘长旺(民盟),还有一批各属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及鹿城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在市政协委员中有20多个界别,温州医学院即真有17个界别。他们在出席全国、省、市、区的各层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作出应有的贡献。

少数民族工作是我就任时统战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省,我校是第一个今率先招取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校,这和我们的专业特色有关,学生都来自缺医少药的山区,这些地方很需要培养能够问得去、留得住的高级医学人才,少数民族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低,经过层层选拔。他们能够到学校里来也不容易,我校连续办了五届少数民族班,一共培养了150多人,这项工作教务处化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工作,我这边主要是通过统战口,积极向省民委申报经费、设备支持以及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还给少数民族班配备了专职的班主任,如许慧清、陈行汉、喻林升同志等,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当了当地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以及业务骨干。一九八八年在中央民族委员会组织全国教育学院民族工作评比中,我校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少数民族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董儒潮同志被评为省少数民族工作先进个人。

统战部的另一项工作是对台工作,我们也是逐步展开、加强迎待,积极提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我们当时对何朝育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台胞,温州瓯海人,很关心温州的教育。卫生医疗事业,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增强感情联络。他先后在我校捐巨资建设育英儿童医院,育英门诊部,学院路学术报告厅,附一院门诊大楼等等。我们给他塑了铜像,聘请他们夫妇分别担任附一院和育英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影响很大。同时我们还请有关人士发动台胞台属做台湾人的工作,请他们来大陆参观,了解大陆情况,来温投资医疗,199511月我校眼视光系首批迎来了台湾地区27名眼视光函授班学员,我退下来以后,附属眼视光医院在台湾创办了第一批眼视光学专业学习班,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根据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统战工作实施意见,把统战工作列入党委工作的议会日程,从组织上,制度加以保证、一年召开两次例会制度,邀请党派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学校在制定十年规划时把征求意见书提前一个星期发给各位代表,让他们提前准备,提出意见,在人事安排方面,特别是涉及党外人士的安排由党委统战部提出方案,然后配合组织人事部门的加以实施,对全校性的基本建设、教学工作、科研、医疗等重大事项,事先都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会议都是由书记、院长主持,我们则实施民主监督,多听听党外朋友们的意见,总是有点用处的,可以避免工作中的失误,这样做的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党派成员心情舒畅,能够更好地与我们合作共事。

在十年统战工作中,为了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省里安排我任省政协委员(7届),参加省第六届、第七届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中的省政协委员和省人大代表共商国是,建言献策。高校的统战部长为省政协委员,全省只有七所高校,即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科技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还有就是我们温州医学院,表明省委对我校统战工作的重视与肯定。199310月,中央统战部在上海召开会同部分高校统战部长会议,我省七所高校统战部长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书面发言,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交流全国高校统战工作的经验,深受教育,获益良多。

十年过去了,我也从统战部长岗位上退了来,而温州医学院的统战工作,尤其是民主党派工作越来越展现其突出地位,在2007年温州市7个民主党派换届选举中,我校有4人分别被选为农工、民革、民进、民盟温州市委的主任委员,有1人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2人为市政协副主席。难怪有些兄弟院校羡慕不已,戏称温州医学院为“小政协”。

写于2008

(作者系原统战部部长)

12

校友邵丽俏|为生命而承诺,为真相而执着

      38日是个特殊的日子——“女神节,相信很多美女们都已陆续收到爱人的献花、礼物,再加上一个浪漫的晚餐...想想心里就美滋滋滴。

 

女神节

LADY`S DAY

遇见最美的你

 

       但是,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龙游公安警营的女法医邵丽俏就是以坐门诊的方式来度过的。(门诊:公安人员私下里的叫法,主要是进行一些伤情鉴定的工作。)

 

 名:邵丽俏

毕业学校:温州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

 务:法医

 作:伤情鉴定、尸体检验、物证检验等相关工作。

1强烈的使命感

法医工作被认为是最苦、最累、最脏、最可怕的职业之一,女法医更是少之又少。她是全市唯一一名出现场的女法医,作为一名85后的女生敢闯法医界的禁区,无疑选择了自找苦吃

邵丽俏当初报读这个专业,源于少女的崇拜心理,和很多女孩子一样,她也爱看侦探推理剧,《大宋提刑官》、《鉴证实录》里酷酷的法医,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毫不犹豫地填下了法医志愿。

血淋淋的现场、血肉模糊的尸体……对常人来说,面对这样的画面需要内心足够强大才行,然而这只是她接触到的案件现场的一隅。作为法医不单单是面对和解剖尸体,而是通过勘查分析和现场重建,为案件破获提供线索证据,伸张正义。

2坚定的工作信念

       2011年她在毕业实习时,接到一个入室盗窃被发现后转化为故意杀人的案子,到达现场时,被害人那痛苦不堪的眼神,奋力挣扎的姿势,瞬间让她有种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的责任感。死者与生者间被那条看不到但又真实存在的鸿沟隔开,而法医则能让死者开口,是死亡的转述者。

       后来,他们依据死者身上创口的大小形态推断了凶器,通过赶肠判断了死亡时间,同时找到了生物检材锁定罪犯,告慰了受害者家属。那次尸检经历让她印象很深,也让她坚定了努力工作的信念,为生命而承诺,为真相而执着。

3维护正义的使命

2016年初,龙游徐某因一起打架案件受伤前来鉴定。其被打伤左眼,有器质性损伤和缺如,视力下降。通过六个多月的治疗,其左眼依旧手动视力。但三十出头的徐某,在十几年前因先天性白内障进行了手术,由于时间久远,病历资料全无。

为明确疾病手术对此次损伤的影响,邵丽俏请教专家医生意见,查阅相关论文资料,最终让伤病关系得以最好的分界,还以被鉴定人最大的公平。经过沟通解释,对于鉴定结论,被鉴定人也心服口服。

4同事的坚强后盾

G20杭州峰会抽调安保警力后,法医工作的重担都压到了这个不到1.6米个头,体重80多斤的女生身上,最忙的时候,一周出6个现场,有时要背着十几公斤重的器具翻山越岭,前往事发现场,有时为了尸检,连续站上数个小时,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尤其发生了两起命案后,她连续加班通宵,但现场勘查、尸表检查、尸体解剖、外地送检以及报告制作等层层递进,一环一环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为命案的迅速侦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硕果累累,彰显女警风范

在同事和领导的指导下,邵丽俏的业务越来越娴熟,从业五年来,共检验尸体200余具,伤情鉴定500余人次,核对统计前科人员血样6500余份。多篇论文入选《浙江省刑事科学技术交流会论文集》,多次荣获个人嘉奖,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2016年底,她结婚怀孕了,朋友同事得知后,建议她和领导趁机提提换个岗位,她却不同意,依旧在奋战在伤情侣鉴定等法医岗位上,为生命而承诺,为真相而执着的信念更加坚定。因为热爱,她坚持;因为热爱,她从未觉得法医工作苦与累,更多的是服务案件侦破和起诉后的兴奋和喜悦。

邵丽俏骨子里带着一些文艺范,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看书、画画、写点文字,在她看来,这些爱好对工作也有帮助:放松心情之余,也磨一磨性子,法医这个职业最需要的是细心和耐心。

13

不变的情怀——忆温医、卫校合作办学

1958年国家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大跃进。省卫生厅决定令全省中等卫校停课,下农村参加血吸虫病防治,温州地区农村虽然没有血吸虫病,但也派部分班级到台州地区以及金华地区的衢州、常山、江山、汤溪等县的农村参加防治工作。当时正是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久,条件较差,楼房建造不多,有的农家桌椅、床铺尚难齐全,我们的任务是深埋钉螺、粪便检验、标本检有阳性经体检合格,就在当地参加【酒石酸锑钾】21天疗法但场地困难经请示领导后改为七天疗法。治疗结束后问到温州以属秋季,才得知温医已成立,温医的院长教师已由浙江医学院分配来温州工作,地点在温州卫校,范围稍有扩大。但两校合并还是很拥挤的,当时卫校条件也差,没有蹲坑厕所,男女师生均用木制马桶,生活用水困难、是学校雇工到郊区运水来学校供给师生应用。每当我见到浙江医学分来温州的老师们,他们温州话听不懂,为了发展浙江高等医学教育,放弃在杭州顺利的工作、方便的生活携老带幼,有的三代人,有的是两代人一起来到温州创建温医高等医学教育,这种决心真是使人尊敬和钦佩。

在温州医学院党委领导下两校合一,卫校汪起霞校长兼温医副校长,卫校总务科长金国良调温医任总务副主任,教师们随课程编入温医同课教研组进入使用。唯有卫生学科和护理学浙江医学院没有分配两课高级师资来温,所以两课程编入流行病学教研组由侯兴江老师领导全室行政管理和政治活动,有关教学中难解之事还应请卫校教务科管:例如学生的临床实习等,当时正进入大跃进时期,大办全国铁,整风补课等,两校教工都积极参加,尤其是当时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有的地方其至就开始吃饭不要钱等等。我们还是比较文雅的,只想到当时应有的设备仪器订货未到,或者漏订等一想到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不由自主地都发扬了出来,事后日夜工作较忙都忘记像过去一样的补充请购,而省地两段医学教育的领导机构,也从未想到增加两校合一的单位应该双方补充元气,接下来后就是进入国家经济困难,再加上国家动乱(文革),所以在全省各地区卫校的教学评估中温卫的仪器设备和标本设备,深为遗憾地低于同等卫校。历来温州医学院发挥老大哥的作用,对卫校教师在教学业务培养科技的教育方面帮助很大,使他们成才。这是全省共知的。

两校教师关系相处从50年代开始至今未变,我们生活在杭州的教师也是如此。有的活动中的照片已由李雅珍老师献给温医校庆办。我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我珍藏五十年的两张温州医学院和温卫校当时的青年教工在温州江心寺组织团的活动仿照相送给温州医学院,这次五十年校庆纪念,并请永存在校协,不胜感激。

写于2008

(作者系原温州卫生学校教师)

14

记林镜平院长

瓯海医院过去在温州排名是最后的,白累德居首,董若望次之,我院殿后。尤其19485月遭国民党伤兵打砸后,院长辞职,医师出走,致使医院支离破碎,门诊人数每天不到一百号。幸好第二年解放,医院获得了新生。19497月温州军管会接收了医院,聘请林镜平教授任院长。黄问羹、张景飞为副院长。

延揽名医 振兴医院

当时50岁的林院长初到任时,院中仅有周邦基、缪天桢、王烈、包巨襄、蒋汉声、胡天铎六位医师,连同刚实习期满留院的唐曙和陈韶华也不过八人,再加上护士、工友和数十张病床,真是一副烂摊子。林院长意识到要赢得医院在社会上的声誉,首先应该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力量。于是他就着手延揽社会上的著名医生来院工作。未及半月就经军代表蔡新安同意延请了葛林宗和金志纯二医师,以充实外科力量。九月间与政治协理员曹坚商酌后又请来缪天荣、吴性慧夫妇、开创了眼科和妇产科。

1950年先后经曹坚和仲绪田二位协理员同意又吸收了胡旭庚和王宗瀛二医师,五月间省卫生厅颁布了医师三级制,定职后我院主任医师有周邦基、葛林宗、吴性慧、缪天荣、胡天铎;主治医师有缪天桢、胡旭庚、金志纯、王宗瀛;住院医师有唐曙和陈韶华,具有了三级医师。

1951年设置保健科,延何埒修医师为主任。6月间,又吸收王衍生、徐文慧、林笑鸠、蔡宗礼、颜珠兰、王钏荪等。此时,省医专学生包廷钊、孙志韩、刘国纲均先后实习期满,遂留院工作。另还吸收了周维文医师。

19538月,抗美援朝医疗队王汉青和陈慕尧二医师归国,继之上一医杨国琛、邢玲玲二医师分配来院,为医院增添了新生力量。

1954年,吸收徐董侯和陆芷青两位名中医,成立中医科,后收带六位学徒。是年底,被提为副主任的有王衍生和金志纯。主治医师的有唐曙和包廷钊。

1956年又分配来汪升庚和胡崇一两医师。

1959年间从瑞安调来金慎之名医任中医科主任。双吸收蒋宗瀚、章修樊二医师,建立了针灸科和推拿科。

1958年医学院建立,7月林院长调任温州医学院副院长。这十年中全院拥有工作人员二百多人,其中医师有三十多位、设有内、外、小儿、妇产、眼、耳鼻咽喉、牙、保健、中医、针灸、推拿和X光等科及化验室。临床科室齐全,为以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振兴医院  名跃浙南

林院长在日本习医十年,归国后二十年中除任医药院校外科教授外,又历任战伤医院的外科工作,所以他的外科医术是非常高超,经验非常丰富。可惜当时我院设备较差,未能发挥他的全部作用。他就因陋就简逐步开展大手术,加速培养外科人才。尤其1952年医疗队赴朝,更使外科人员青黄不接,林院长就亲向对唐曙、陈韶华、刘国纲等传帮带、加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有两起手术是值得的一提的,一次是林院长在三叉神经麻醉下,亲向施行上颌骨切除术。后来病员到上海,沪上医师闻之作此手术仅用局部麻醉,惊叹不已。1952年林院长又在局麻下病员取坐位,为之作开颅手术摘取脑内子弹。这是我省第一例脑外科手术,获得省卫生厅的嘉奖。这些手术的成功,令医院名声大振。

以外科为突破口,带动了其它科室励志同志齐头并进。大家苦心钻研本科的业务,并学习先进疗法和新技术,全院的医疗水平迅速提高。通过党的政策教育,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全院声誉迅速提高,门诊人数逐浙增多。我市第一次物资交流会时,门诊人数一下子增到近千人次。这以后建立了医务部、又建造了二层新门诊楼,病床扩充至300张,添置了许多新设备,令医院更具规模。解放后,医院隶属关系几经变动,先后均简称“一医”,于是一医扬名。缪天荣教授曾讲过、“一医”二字成为落地招牌。真的!“一医”一词至今仍存在不少人的脑际中。我院从原来的“殿军”,一跃为浙南医疗中心。这一成就除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外,林院长这十年领导有方,功不可没,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输送人才  支持国家建设

解放后百废俱兴,亟需各类人才,医药界也不例外,我院虽已拥有各科医师、但为了全省和各地的急需,林院长不从本位主义出发,服从组织,慷慨地输出人才,以支持各地的需要。调出的同志也不负众望,各人均有所建树。

调往省、杭的有:

胡旭庚:浙江省卫生实验院任研究员。曾去国外讲学。

王宗瀛:浙医妇婴保健院儿科。惜英年早逝。

王衍生、陆芷青:省中医学院初创、调二医师任教。

缪天荣、吴性慧:浙江医学院眼科系创办,调往任教。1958年温医创立,又调医学院。

周邦基:杭州市第三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

调往外地区和市里的有:

陈韶华:调丽水医院,成为当地外科第一刀。

葛林宗:调任温州市卫生局局长。

周维文:温州卫生学校校长。

缪天桢、蔡宗礼:温州市结疾病防治所初创,将二医师调往。

总共有近20位医师调出。1960年前后,浙医大又分配来十多名医师,医学院后期老师也参加了一院的临床医疗工作。如此不但弥补了调出的人员,还帮助我们提高了业务水平。

林院长自19497月来院至19587月调任医学院,这十年他是全力关注医院建设的。

今年是林院长诞辰108周年,特草此文以为纪念。

写于2008                             

(作者系副主任医师、附属第一医院原眼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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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潘天力做客第八期校友论坛

 

温州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 

文字:陈杨

摄影:沈依婷

责编:王小蘐

 

 

 225日,我校第二十期学术起航暨第八期校友论坛在求新楼报告厅举行。论坛邀请了我校80级校友美国华人执业医师协会成员潘天力博士作了题为“美国住院病人的管理及出院后的随访”的讲座。活动由校研会学术部杨倩倩主持。

 

 潘博士以精美的PPT,清晰简洁的条理,系统展示了美国住院病人的管理流程和出院后的密切随访,其管理手段的先进,住院环境的优雅宁静,对病人人文关怀的无微不至,让到场观众印象深刻。

 

 

同学们聆听潘博士讲述美国医疗

 

 

潘博士讲述真实案例

 

现场研究生同学反应热烈,纷纷就美国医疗体系、国内医疗政策、以及希望得到的职业生涯建议等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提问,潘博士都一一做了详细的解答,并给予研究生同学们中肯的建议,同学受益良多。

近年来我校陆续邀请一批杰出校友回校交流,他们或是科研大伽,或是领域主管,或是业内精英。他们眼光开阔,经验丰富。其成熟的气质,儒雅的风度常常让听众热情高涨,让校友论坛每年都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反响很大,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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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钟英主任共事的日子里

1958年,温州医学院成立,我被调入大五官科病房任护士长,也就在那时,认识了马钟英主任(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组主任、副教授、附属医院副院长、党总支委员、耳鼻喉科主任)。

当时我院的大五官科病房刚刚成立,设备简陋,仅二十张床位,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着实为难了一阵子,不知从何人手。作为上级的马主任很和蔼,对下级完全没有摆架子,不多时,就帮我建立起一套五官科规章制度和护理常规。相处久了,才发觉,马主任平易近人,对工作认真踏实,有高度的责任感,护理人员做错了什么事,他总是耐心地教育,语重心长的告诫,使我们受益非浅。对新分配来的医师,他让其先熟识耳鼻喉实物,并进行详细解剖讲解,使其打好专业工作基础。对每个病人更是嘘寒问暖、像对待自己的亲人般无微不至。

他的高超医术,当时在全国也颇有名气。1962年的春节,一位年仅二岁的小女孩不小心吞了一粒花生米,气管异物并发脂溢性肺炎、马主任亭领医护人员经过连续12个昼夜的抢救,终于保住了这条小生命。1963年,一位患了食道癌的病人,听闻马主任医术高超,慕名前来求医,在当时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他施行了浙南一例全喉切除术,手术十分成功。

马钟英主任兢兢业业工作,高尚的医德医风,数十年如一日,也恪守着他为人民服务的准则,即使在文革中,他被迫背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时,也同样有惊人的毅力。他对医学的热爱,坚持做好每一件事:劳动、工作、值班,以至于患上严重的胃病,忍着剧痛挽救每一条生命,然而他却忘了他自己也是一个人,同样拥有宝贵的生命……

1968年,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下,他参加巡回医疗队返院时,已发现为胃癌晚期,由于耽误了治疗时机,不幸病逝、终年五十岁。

在生前,他写过多篇论文著作,可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宛如石沉大海;他培养的一大批专业人才,如今已成长为主任或教授;他的工作态度,他的一切一切……

流星划过夜空,总也能绽放出美丽,即使那很短暂,但划在心中的是永恒。马钟英主任他就是这样一颗流星、虽然它陨落在那样一个年代,但至少他曾经灿烂过,而且这灿烂也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中。

(作者系附属第一医院大五官科原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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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

 

 

我校生殖内分泌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历程。作为亲历者,我的脑海里情不向禁地浮现出创业路上那一个一个坚实的脚印……

创建硕士点和博士点,积极培养人才

1983年、教务处陈先觉处长及陈晓琴科长提出由妇产科吴性慧主任、内分泌科夏家庚老师及我成立导师组,招收了第一届妇产科硕士研究生李晓峰。她的课题与我在国外主攻的催乳素研究有关,当时我校的实验条件差,没有测定催乳素及其他激素的试剂。实验数据主要在浙江医学研究院计划生育研究所桑国卫所长的热情帮助下,利用该所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放免配对试剂测定得到的。李晓峰学习非常刻苦,为了测定激素,常常带着装血标本的冰瓶连夜奔波在温州和杭州之间。毕业时,我们请了国内著名的妇产科及计划生育专家宋鸿钊、江森、王曼、俞瑾及桑国卫等5位教授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李晓峰的毕业论文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在分配工作时,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及浙江医学研究所二个省属单位争相要人,可见我校培养出来学生的质量较高。李晓峰后来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完成了博士后研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长效避孕针委员会成员,为学校争得了荣誉。现在是英国国王大学生殖健康、内分泌和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该中心已与温州医学院签订了合作带博士生及科研的协议,据此协议,我校一位已毕业处年的妇产科硕士研究生吴雪清,经我极力推荐、李晓峰博士的努力及医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已获得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共同资助,在英国因王学院攻读生殖内分泌博士学位。吴雪清也是我省第一位受王宽诚基金会资助的医学人才,近十年来,妇产科硕士点不断扩大招生、硕士导师增至10余名。已毕业的学生分布在大连、青岛、杭州、宁波、福州、汕头及温州等地,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2006年教育部批准我校为博士授予单位,妇产科成为博士点。2008年开

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学科的发展跃上了新台阶。

建立科研及培养研究生的基地

1988年,学校在原有的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殖内分泌研究室,该研究室承担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三种长效避孕针多中心临床比较研究、省教委关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对子宫肌瘤的作用及在闭经、不育中的应用以及省卫生厅关于围绝经期的研究等科研项目。其中,“口服避孕药与闭经、泌乳关系的研究”获1989年浙江省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Ru486所致早孕绒毛SCE有丝分裂指数和染色体畸变的研究及临床观察”获1996年浙江省医学科技进步三等奖;“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及其类似物在妇科的临床应用”获1997年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围绝经期流行病学调查及雌激素替代疗法对绝经妇女心血管功能的影响”获1998年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008年该研究室转为培养博士生基地。

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提高学校知名度

1994年内《生殖医学杂志》主办,我校承办的全国不育症研讨会在温州举行。会议邀请美、英、韩等国及国内知名教授作学术报告。当时我国生殖医学起步不久,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生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的作用。20073月,我校又承办了第二届全国不育症研讨会,它是继1994年第一届全国不育症研讨会以来的又一次全国性盛会,大会反映了近十余年来我国生殖医学的巨大进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澳门和大陆各省市向治区的专家、学者、中青年医师、研究生及本地区代表共200余人。会议邀请国内长期从事生殖医学、计划生育、男性和女性不育以及妇科内分泌工作的著名教授16人作专题讲座。内容丰富,代表一致反映收获颇多。二次全国性会议扩大了我校生殖内分泌在全国的影响和知名度。

创建生殖医学中心

孩子是夫妻爱情的结晶。大多数家庭均能如愿以偿,享受天伦之乐。但有的夫妇虽然结婚多年却仍不能妊娠,缺少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家庭。日益增多的不孕症给妇女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常导致夫妻感情淡漠,甚至出现婚姻危机。

1997年初,附属第一医院开始筹建生殖医学中心,当时面临二种选择即依靠国内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与美国有关单位合作。经过多方努力和权衡、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力更生的道路,现在看来这条路子是走对了。如果与国外合作,必然受制于他人,不仅在经济上受损失而且不能积极开展科研,丧失了自主权,后果不容乐观。

万事开头难,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的情况下,在附属第一医院李智渊院长及各位领导大力支持,先后投入300万余元筹建胚胎实验室,从妇产科、泌尿科和胚胎学方面抽调了专家和技术骨干,派人到澳大利亚、香港和广州等地学习,逐渐掌握了“试管婴儿”技术。19993月中心正式运行。浙南地区首例常规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的“试管婴儿”,于澳门回归倒计时的最后一天——19991219 日诞生。紧接着,在200014日,浙南地区首例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术的“试管婴儿”顺利来到了人间。20039月,浙南地区经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获得的“试管婴儿”出生。中心开展试管婴儿技术近十年来,有7000余名不育患者接受该项技术治疗,诞生了2500多个婴儿,成功率在40%以上,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心越来越多吸引海外华侨及全国不育夫妇来中心就诊。中央电视台、温州新闻媒体多次作了报道,在全国的知名度较高。

近年来,生殖医学中心的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也获得卓越成绩,多项课题获国家、省、市资助、其中《人卵巢组织冻存及体外发育的实验研究》项目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科技厅资助、各类研究经费百余万元,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绝经与健康“专著一本。“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单精子卵泡浆内注射及官腔内人工授精术治疗不孕症”获2000年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及温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及宫腔内人工授精术治疗不孕症”及“外科获取附睾和睾丸精子结合ICSI治疗梗阻性无精症不育研究”分别获2001年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二等奖。“多胎妊娠经阴道B超引导下单纯胚胎抽吸减胎术研究”获2003年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三等奖和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711月,组织国内著名专家对附属第一医院完成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难治性不孕症治疗的系列研究”项目进行鉴定,评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获2008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一等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生殖医学中心已成为培养研究生不可缺少的基地。

中心曾多次派人赴美国、欧洲各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北京、广州等地学习和参加生殖医学学术会议,在美国举行的生殖医学年会上作多次论文壁报展出,在全国性生殖医学会议或妇科内分泌会议上作专题报告或大会发言。中心的同志们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

目前,生殖医学中心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日益展示。先进的硬件设备,明确的研究方向,合理的人才培养,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年轻、团结而又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生殖医学中心正在改革大潮中奋勇前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国内有影响、国际上有地位的生殖医学中心将屹立在瓯江之畔。

写于2008

(作者系教授,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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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岁月

 

 

19846月,时任温医附一院放射科主治医生的谢了武(退休前系温医附二院放射科主任),曾以浙江省首批援藏医疗队队长的身份,率领原温医附一院内科医生钱元诚、原市传染病院医生殷锦华,以及来向全省各地的其他13位医务人员,进驻西藏日喀则地区开始为期两年的医疗援藏工作。

住铁皮平房吃自种蔬菜

48岁了还要去西藏呆两年,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面对脾气执拗的丈夫,谢了武的老伴不无心疼地说。“放心吧,我又不是单枪匹马,家里的事就靠你了”。谢了武一边整理行囊,一边安慰老伴。

1984年,根据卫生部等下达的任务,浙江省组建首批援藏医疗队派驻西藏日喀则地区,开展医疗卫生对口支援工作。我市谢了武、钱元诚和殷锦华3位医务人员自愿报名参加,最终如愿成行。

这批共有16位医务人员组成的援藏医疗队来自全省各地,谢了武任医疗队队长。进藏后,他们分在日喀则地区医院、防疫站、藏医院药厂、拉孜县人民医院、樟木口岸医院,帮助藏族同胞和尼泊尔边民防治疾病,同时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临走前,谢了武特地从温州医学院带上一套放射教学资料和示教片,钱元诚和股锦华也分别带上相关的教学资料。

当年6月,16位援藏医疗队队员在杭州集中后,飞赴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一个星期后来到拉萨。

尽管事先对高山反应已有所防备,但谢了武刚到西藏就病倒了,“当时我有点轻微鼻炎和咽喉炎,这在南方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刚下飞机不久,我就感到呼吸困难,鼻子出血,在拉萨整整住院治疗一个星期。”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海拔3800多米,距拉萨350公里,西南紧邻不丹、尼泊尔等国家,气候有“年无炎夏,日有四季”之称。

当时,整个日喀则地区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落后。谢了武被分配到地区人民医院从事放射医疗和技术培训工作,3个人挤在一间铁皮顶的简陋平顶房里,共用一张桌子、一盏电灯,四壁通风,冬无暖气,夜里经常冻得瑟瑟发抖。

南方人爱吃新鲜蔬菜,但当地人没有种蔬菜的习惯,市场上销售的蔬菜大都从外地长途贩运而来,干巴巴的蔬菜令人难以下咽。于是,谢了武就想方设法弄些蔬菜种子,在宿舍旁边的空地里种植。

“西藏一年四季都适宜种植蔬菜,因为日照时间长,蔬菜长势旺,一株包心菜往往能长到10来公斤重,一颗土豆重达1公斤也不稀罕。”谢了武笑着说,几乎每位队员都学会了种植技术,并成为闲暇时最大的生活乐趣。

 

为博患者信任喝下酥油茶

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难倒谢了武,真正令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当地藏族同胞较为落后的医疗卫生意识。

“当时一些藏族牧民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一年中难得洗几次澡,喝酥油茶时,很多人共用一个杯子。”谢了武回忆道,“不少人得了病,总是求神拜佛,直到病情加重后,才不得不赶到医院诊治。”

当时,一名60多岁的藏族老阿妈,右腿被摩托车撞伤,一直求神拜佛,后经当地医生治疗,病情不见好转,躺在家里一度想自杀。

谢了武刚到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工作不久,获悉情况后,有一天特地上门帮助治疗。老阿妈不会说汉语,她的小女儿充当翻译。当谢了武提出为她检查伤口时,老阿妈却觉得自己身上太脏,说什么也不让检查。

过了两天,谢了武邀请骨科主治医师、安徽援藏医疗队队长再次登门,老阿妈感动不已,挣扎着起来要给他俩倒酥油茶,被两人劝阻后,她就叫小女儿去倒。“当时我不会喝酥油茶,一闻就想吐,但她们一定要我喝,接过杯子一看,里面又沾满了污垢。”那一刻,谢了武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不喝吧,老阿妈会认为我嫌她脏,更不会让我们检查,医生的职责促使我端起杯一口气咕嘟咕嘟喝下去。老阿妈这才愉快地让我们看病了。”

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老阿妈右小腿开放性骨折伴创口溃烂。事后,谢了武主动为她设立了家庭病床,每天登门送病换药。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治疗,老阿妈完全恢复健康。她激动地流着泪说,“没有你们这些安木吉(藏语“医生”),我这条老命早就没了、你们比神还灵啊!”

 

援藏两年体重减轻10公斤

198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援藏医疗队员们劳累了一天后,已经早早躺下休息。这时,一名藏族妇女赶来找到谢了武,恳求“安木吉”救救她的阿爸洛西。谢了武马上和同在日喀则医院援藏的我市医生钱元诚赶往她家中。

70多岁的患者洛西已处在昏迷状态,呼吸急促。经过诊断为脑血栓伴左肢偏瘫,病情十分严重,不宜随便搬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决定建立家庭病床,由钱元诚负责抢救。

经过钱元诚的及时诊治,洛西终于转危为安。谁知没过多久,老人的病情再次发作,因喉咙被痰堵塞,呼吸变得十分急促。当时没有吸痰机等医疗设备,钱元诚顾不得那么多,忙采取口对口方式吸痰,再次及时排除了险情。洛西是西藏一位著名的老画家,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重新拿起了心爱的画笔,送给救命恩人一幅画。

来自温州的援藏医疗队员中,还有一位年近半百的医生殷锦华,他原是我市传染病院的医生。进藏后,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他一直胸闷、失眠、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导致记忆力严重减退、连很多常用药品的规格、剂量都记不清。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为了准确无误地用药,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将常用药物的规格和剂量都抄在本子上,记不清的时候就翻看一下。

在为期两年的援藏生涯中,谢了武记不清到底为多少藏族同胞看过病,长期的劳累使他疲惫不堪。19859月、谢了武陪同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前往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处的樟木口岸医院慰问时,途中突降大雪,接连发生雪崩,他险些遭遇不测,回来后还大病了一场。19865月,谢了武结束援藏回家体检时心脏明显增大,体重减轻了10多公斤。

如今,钱元诚早已远赴美国定居,殷锦华不幸于十多年前去世。谢了武回温后不久,调任温医附二院放射科主任。

问及三人为何在年近半百之际,仍自愿报名参加援藏医疗,谢了武微笑着说:“我们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医学技术发挥更大作用,帮助藏族同胞减轻病痛。”他还提到,当时在西藏还遇到一位从温州医学院毕业的汉族医生,“他在西藏已经工作了四五年,把自己的最美好的青春都贡献给了西藏人民,想想这些,我们更应该为西藏同胞做出牺牲。”

 

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日喀则虽然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但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还是令谢了武震惊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日喀则地区共有7种地方病和15种传染病,结核病与传染性肝炎发病率较高。

同时,日喀则地区医疗专业人员奇缺,医务人员基础较差,该地区肝炎病人多,护士打针又不消毒针头。

“培养当地医疗人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身为医疗队队长的谢了武,决心为藏族同胞培养一支“不走的医疗队”。“如果藏族同胞和我们一起工作一无所获,那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尽到援藏的职责。”

作为一位从事放射医疗工作已经30多年的医生兼大学教师,谢了武在X光诊断技术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于是,他以科室为单位,一方面坚持上培训辅导课,另一方面坚持在临床实践中,手把手地传授技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把从温州医学院带来的教学资料和示教片进行分类整理,坚持每日读片制度,耐心指导,随时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同时,他将拍片的报告放手交给藏族医生撰写,再由自己进行检查修改。一年后,接受培训的藏族医生,基本掌握了对多发病和常见病的X线诊断技术知识,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钱元诚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以带徒弟的方式制定教学计划,对科内2名女藏族青年医生进行带教工作,要求她们在10个月内达到中等和高等专业水平。这两名女医生都从日喀则卫校毕业,但专业基础差、接受能力有限、特别是其中一名叫小仁次卓玛的女医生,汉语水平很低,听课十分吃力,同时胆小害羞,对听不懂的地方又不好意思问。钱元诚就注意观察她的表情,遇到难点特地将所讲内容重复几遍,下课后还主动检查她的学习笔记,发现有差错,就一一帮助修正过来。

经过一年的努力,谢了武所在的医疗队先后完成了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产科、传染科、普外科、耳鼻喉科、功能检查、病理、放射等带教任务。

由于出色地为藏族同胞建立起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浙江援藏医疗队受到了日喀则地区专署和浙江省卫生厅的嘉奖,当地藏族同胞称赞温州医生以及医疗队队员“用汗水培养西藏医务工作者,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屋脊育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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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电子邮件开始••••••

 

我十分荣幸能借此机会追忆温州医学院(WMC)和日本官崎医科大学(MMC)两校友好交流关系建立的渊源。

两校学术交流合作协议正式签订于2000年,已时过八年。事实上,两校之间的交流早在协议正式签订前三年就已经开始。在此,我谨简单回顾这段历史。

那是1997年,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科主任王小同医生给世界卫生组织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西太平洋地区办公室(WHO-WPRO)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咨询当时温州流行的嗜红细胞脑膜炎的免疫学诊断问题。那时,无论是温医还是宫崎,没有人料到两校日后能建立如此亲密的关系。因为双方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一所什么学校,在哪里。有幸的是,日本长崎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医生正在WHO-WPRO访学,他看到了王小同医生的邮件并将它转发给了他长崎大学的同事。又很幸运的是,日本寄生虫学会电子邮件群发系统总主管收到了王医生的这封邮件。于是,这封电子邮件就被群发给了日本寄生虫学会的会员。大家看到地图上手画的线就是我1999年首次访问温州医学院时为我的讲话所准备的。那时候,电脑画图很少见,而PPT演示更是一个梦想,这八年的信息技术发展真是太惊人了!

当我看见王医生的邮件时,我想:我只要有病人的血清样本,就很容易做出免疫诊断。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互相发送资料等并非易事,即便是电子邮件的交流也十分有限,我们还通过电话和传真进行交流。最后,我终于能把抗原、抗体和诊疗方案寄给了王医生。在此基础上,王医生得以在1998年获得小额经费资助参观了我们的实验室,而我本人也获得日中医学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于1999年访问了温州医学院。那时,我带着宫崎医科大学校长森满堡的嘱托,前来温州医学院校探询建立两校友好交流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两校交流史的前奏曲。我们应该记住王小同医生,他是两校友好交流项目的发起者。随后,两校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眼视光学和围产医学领域的学术交流,都已正式记载于两校的发展史册中。

自从我第一次访问温医以来,两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3宫崎医科大学并入了新的宫崎大学,成为宫崎大学的医学系。因此MMC这个名字亦不复存在。记得在我第一次访问温医的讲课中,我说MMC既是我学校的首字母,也是我研究课题“黏膜肥大细胞”(Mucosal Mast Cells)的首字母。可惜,今天我不能再这么说了。而这些年,温医建起了全新的茶山校区,改建了老校区。或许,没有人能够预料今后的十年会发生什么,但我相信,这两所学校都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我于20073月底辞去了宫崎大学的职位,现以聘任教授身份暂时就职墨西哥锡那罗亚州自治大学(the Universidad Autonoma de Sinaloa)生物化学系。在宫崎担任四年副校长的艰辛工作之后,能在这个热带国家重拾我的寄生虫学研究,再学点西班牙语,品尝生猛海鲜地道啤酒,对我而言,不失为一种乐趣。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去温州学习中文。我不会忘记温州也有美味海鲜佳肴和地方特色啤酒,虽然我去过四次温州,但每次的时间都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中文。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实现,希望我的老朋友身体健康、希望在温州再次相见!

(作者系日本宫崎大学前副校长、名誉教授、博士)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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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1985年至1988年的三年里,我在温州医学院工作。岁月如梭、看着今日学校的蓬勃发展,在校园建设、办学规模、教学质量、科研成果、学科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显著提高,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欣慰!我真诚祝愿学校更加发达兴旺!

温医是浙江医学教育、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阵地,省委省政府很重视。我去的时候学校的办学条件较差,各种原因导致人际关系比较紧张。组织要我党政兼职,任院长兼书记。我觉得担子很重,但是我认为组织既然决定了,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主要做了几项工作:

首先,把团结搞好。到校以后,来访干部、教师较多,听到意见也很多。不偏信偏听,坚持五湖四海。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由于文化背景、经历等不同,想法和意见可以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但不是敌我矛盾,就多做协调工作,坚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反映班子成员的问题,多做沟通工作,把团结搞好。不介入什么“派别”,相信只要公正,大家都会理解。过了一段时间,情况有了好转,大家变得团结了,团结很重要。

其次,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互相尊重。只要不涉及到必须由党委会讨论的问题,一般都是党政共议,一起沟通。大家都知道了,心情就舒畅了。不个人专断独行,对于重大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讨论决定。

再次,艰苦创业。那时,温医的条件比医大要差得多,所以我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则,也不要求照顾。原先的住房就是操场上的一间楼房。和学生一起吃食堂,偶尔到学校后门的街上吃点锅贴算是改善生活。认为艰苦奋斗,保持革命传统,群众影响就好些,讲话就有效果。工作力避铺张,办学讲艰苦创业,就是建了个校门,花了20多万,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但大家都注意节省了。

第四,理顺体制,加快发展。当时,附属第一医院是温州市第一医院,又是我们学校的附一医。这种双重隶属的体制,使得职工思想认识不一致。附一医是见习教育、临床实习的主要阵地,当时的附二医还是门诊部。对高等医学院校来说,附属医院非常重要,如果附属医院不强,学校也发展不好。学校积极与省政府和省卫生厅、温州市政府沟通。在省政府的关心和协调下、省卫生厅、温州市领导都给予了理解与支持,体制理顺了,大家一条心,各种关系也开始和谐了,工作就好做了。

第五,新办专业。当时只有临床、儿科两个专业,决定要办检验系,省教委蛮支持,接着是建设眼视光专业。

第六,抓教学质量,多次开会强调抓1985年的全国统考、层层动员发动、效果还是不错的。作为一所高校,不抓教学质量,不抓本科教学是讲不过去的。学校各级都十分重视。我当时住在学校里,就常去教室检查。我去之前觉得温州开放,但去了之后发现学习气氛和校风都很好,学生培养的质量不错,卫生系统中担任各级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也不少。

第七,抓师资队伍建设。当时的师资队伍和科研能力确实不怎么强,就想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教师成长起来。加强教师的培养和引进,重视职称评审。双职称(即医疗职称和教学职称)的问题在当时的争议很厉害,有的专家认为教授就不要评主任医师。现在看来坚持双职称是对的。

第八,抓稳定,抓校风。那时,社会上思潮比较复杂,对学生有影响,碰到了1986年的学潮。学校党委高度重视,抓校风,把稳定放在第一位,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我个人体会,学校要发展,一定要争取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温医是省属的异地办学,所以不仅要与省教育厅、卫生厅的领导沟通,还要十分重视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当时学校就积极向董朝才、刘锡荣书记和分管领导汇报,争取当地领导支持。

我在温医的三年,很愉快。这三年至关重要,是学校发展的关键点。回想起来,也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吕世亭系教授、主任医生、原党委书记、院长)

(陈培根记录整理)